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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漠 于 2005-12-13 21:51:04 发表

软弱的限度

如果说麻将是以瓦解群体的叙事方式来检验善恶的限度那么恐怖分子则是以追踪的方式在检验软弱的限度这是一个男人的软弱是男人在家庭社会当中生存态度的软弱
恐怖分子是杨德昌第一部获得广泛国际声誉的作品它完成于1986年先后荣获1987年英国国家电影奖毕沙洛影展最佳导演奖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和亚洲影展最佳编剧奖
之所以说这部电影运用线索追踪式叙事是因为故事发展当中存在着非常强的悬念感随着悬念的不断被解除人生的软弱被逼到人所能够承受的极限是继续软弱下去还是向软弱发出反抗成为主人公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医生李立中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一个令人羡慕的妻子妻子周郁芬爱好写作辞职在家写小说但慵常的生活使她在把自己的经历贩卖一空之后感到贫乏焦躁不安与才思枯竭问题少女淑安从一桩罪案中逃脱后被母亲关在家里百无聊赖之余淑安找出一本电话簿打各种各样的骚扰电话在打到李立中家时她扮作李立中的情妇创作与精神屡遭挫败的周郁芬无法面对这种打击而出走
这使李立中习以为常的生活被打断一再谦让妻子甚至不敢轻易走进妻子书房的他陷入了迷局周郁芬回到了仍在牵挂着她的旧恋人身边并以这个匿名电话对一对夫妇平静生活的影响为素材写了篇小说并一举成名成名后的周郁芬更加重了对从前生活的厌弃
百思不得其解的李立中在事业上也遭到了挫败原本提升组长的愿望落空家庭危机和事业危机双双涌向这个一直谨小慎微的男人在一名见证了这一切的摄影师的指引下他明白了妻子出走的原因但一切已无法挽回
李立中带着欺骗的微笑与警察老顾庆祝自己当上了组长并偷走了蒙在鼓里的老顾的配枪各种暴力报得一一开场枪杀主任枪击妻子及其情夫追踪报复淑安最后以自毙了却所有的一切
在电影叙事当中李立中始终是个被蒙蔽者是个弱者在实施报复之前他最大胆地表现是用一个小伎俩陷害了与他有竞争力的同事但这种陷害也是阴柔的像一把软刀子而且是在仓惶之间迅速刺了出去
这部电影的追踪式叙事表现在两层面一个层面是李立中在追踪自己突临不幸的原因这是叙事的表面另一层面则是叙事者在追踪李立中的生命意义并最终向他的人生提出质问
作为导演的杨德昌向影片人物发出质问其回答者必然是他自己在构造这部电影的结局之时杨德昌也一定面临了生命的诸多可能性是让李立中继续软弱地活下去还是就此了就以前的软弱
杨德昌选择了后者这种选择大约会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种是戏剧冲突的需要另一种则取决于对这样的人生可能性的分析杨德昌必然认为软弱的到达了极限人的行动概莫如此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给李立中设计另一种人生从当下的事业与家庭中退却出来选择另一次平静而温软的开始这种结局虽然散漫化会减弱戏剧冲突但也能够符合另一类李立中们的精神气质
很显然这部电影所体现的反思集中于家庭伦理方面在家庭伦理当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家庭生活的管理形式这种形式在现代社会当中一般分为一方独揽和双方合治两种在李立中家女性专权是比较突出的李立中在家庭当中小心翼翼连家庭中的设计摆设都要听从于妻子妻子由于长期在家的写作并且不断地面临着精神上的虚无以及长期缺乏刺激的家庭平淡使妻子生命的虚脱感更加加剧
对一个家庭当中夫妻双方而言能促成其稳定前行的因素大致有二要么各行其事要么同心协力这两者以爱理解以及容忍为前提
在李立中家李立中从不认为小说难写也不看小说这种事业上的隔阂必然使他们的家庭归属到各行其事的行列中李立中在事业上尚能从容应对但周郁芬在写作道路上已经寸步难行
周郁芬在遭受这种挫败后曾一度想要个孩子形成家庭的稳定性但这一计划又落空了长时间的相互隔阂缺乏理解爱的力量的衰竭必然使这个家庭危机四伏
一种不和谐的存在在面临偶然性的袭击之时必然不堪一击
而淑安的匿名电话成了这一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但也正是周郁芬后来所说的这个电话也只能算个导火索面对李立中的软弱与平庸周郁芬已经需要一个开始一个新的开始只不过她一一直需要理由
电话来了理由来了周郁芬借此高飞
一个软弱简单平庸的男人而且从没有泯灭对妻子的爱的男人最需要一个稳定而体面的家庭外壳当这个外壳破了而且在诸多意外原因作用下破了这个男人能够怎么办
李立中选择了破解原因竭力挽回当这种努力不能成为可能他又能怎么办杨德昌提出了这些问题并把李立中逼到了软弱的临界点李立中开始使用暴力暴躁地到妻子单位要求其回家结果又是一败涂地
与此同时李立中又面临了事业上的危机当组长的愿望也落空了如果他在事业上能够得到满足也许故事不会以暴力的结局结束李立中也许能从个人的膨胀当中重新找回自己重新上路但这种假设也被杨德昌取消了因此李立中只有报复也只剩下了报复
报复之后李立中结束了自己
如同电影当中的那个见证这个故事整个过程的青年一样作为见证者的杨德昌见证了生命的脆弱以及脆弱到达极限直至崩溃的完整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