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ovier - 极影客

作为波兰电影的旗帜，安杰伊·瓦依达以他初闯影坛的“战争三部曲”和1970年代的政治电影，为波兰电影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尽管在此后的二十几年几乎销声匿迹，就在快被遗忘的时候，2007年的《卡廷惨案》再次让人们勾起了对这位82岁老导演的回忆。《卡廷惨案》是第一部对波兰史上最具争议的“卡廷惨案”做出正面叙事的波兰电影。影片于去年9月17日在波兰上映，可想而知，反响热烈。它不算瓦依达最好的电影，但它在文化和历史方面的重要性，表明与波兰历史的对话仍然贯彻着瓦依达半个世纪来的创作理念。

■柏林墙倒塌后，我们又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波兰电影开始与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电影面对同样的欧洲问题。

■最能清晰表达波兰民族性的影片类型是历史片。

■人类的命运问题是我对历史描述的开始，这也是观众兴趣的地方。如果角色已经活生生地存在于剧本中，我所要思考的无非是如何描刻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有时，背景能够确定电影的创意。《下水道》是个很好的例子，几乎所有的情节都在地下发生，下水道没有任何出口，挑明了华沙起义的实质：从第一天开始它就注定要失败。《铁人》则是另一种情况，通过这部电影，我意识到我的作品可以空前地参与到整个历史事件中去，于是我决定不要剧本，但其实《大理石人》已经为《铁人》提供好了角色。

■象征主义和审查制度，这两个名词很好地说明了波兰电影学派的问题。如何在审查严厉的情况下做到与观众交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审查制度。审查制度不允许它所保护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遭到变革。但是对不同的观众而言，影像是否同等清晰？是否意味着同一个答案？毕竟，从《圣经》而来的画作只是艺术家的想象力，而不是《圣经》故事。影像是电影的基本元素和国际性语言，因此波兰电影学派使用象征语言毫不奇怪。但是民族电影对一些人构成理解障碍，也是不可避免。这个事实涉及到这些电影是否允许观众理解导演的努力。当我问黑泽明如何把莎士比亚的《麦克白》阐释得如此精深和准确时，他说：“我在东京接受过古典文学教育。”伯格曼和费里尼有类似的教育背景，这对拥有同样教育背景的观众意味着理解的可能。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电影能够如此成功地建立起某种一致性。现在的学校不再教授同一种价值观，因此他们的教育不能称之为古典式的。

■《卡廷惨案》的创作动机，如同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在于尽最大可能地唤醒对历史的认知，尤其对年轻人而言。我并不担心，电影的一些个人情感是否会使人们对《卡廷惨案》产生误解。因为《卡廷惨案》的剧本基于日记和回忆录，电影把握了几乎所有的历史细节，年轻人是否喜欢它，我不知道，但若他们来拍这部电影，肯定存在困难，因为他们的口味，与历史的疏离等等。我也不怕《卡廷惨案》被误读为反俄，因为仍然有我的很多俄国朋友，他们精确地理解了我的作品是反斯大林和他的共产主义制度。

原载2008年8月号《电影世界》，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