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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本色》和《性工作者十日谈》女性形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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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07年的两部女人戏。一部是处在社会主流中心的女人的奋斗史；一部是处在社会边缘的女人的浮世绘。
《女人本色》的叙事跨度为长长的十年，从香港回归之日到十周年庆典；《性工作者十日谈》的叙事跨度为短短的十天，是一部报告文学的调查起迄。前者由梁凤仪小说改编，人物命运、情节发展无疑带有过多的人工痕迹；而后者以报告文学为基础，平实之中不乏戏剧性的张力。如果说《女人本色》是香港回归的献礼片，那么《性工作者十日谈》则是夕阳产业的迟暮志。
女性的生存问题是两部影片共同探讨的主题，然而视角与立足点却寄托在了两类社会地位迥然不同的女性身上。《女人本色》中的成在信（名字很值得回味）一出场就升任为上市公司财务总监，一副女强人的架势。但她也有小女人的一面，丈夫面前她总是显得小鸟依人。在公司，她事无巨细，一心为员工谋福利，对下属也是平易近人；在家里，她相夫教子，持家有道，更为了不伤害丈夫的尊严而偷偷为他偿还巨债。这样一个得体大度、内外兼休、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温柔漂亮的女性形象堪称完美。这不是一个仅会在男性父权社会中挣扎的强硬的概念化女强人，而是一个在事业和家庭中游刃有余的现代女性形象。成在信的身份、地位、学识、生活大概为大部分女性所艳羡，一定程度上这个角色的确带有强烈的女性意识的乌托邦幻想成分。一来她是获得众多男人青睐和赏识的对象（包括她的老公、暗恋她的医生，聂远扮演的上司，友情客串的李克勤），二来也不会招致其他女性的忌妒，反而是她们强有力的依靠（包括感情受骗的薛凯奇，整天搞投资的女朋友，甚至茶水部的四婶）。可以说这是一个女性优点的集大成者，一个在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突出重围，颠覆事业与家庭不可兼得、男人与女人不可同好这种陈旧规范的女性形象。
《性工作者十日谈》里所塑造的这组女性群像则是一群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她们从事着自古以来男权统治下为满足男性欲望而衍伸出来的皮肉生意，以自身的身体作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在世人的歧视与压迫下或苟延残喘或苦中作乐。与成在信相比，她们的职业连她们自己都觉得不配用“工作”来称呼，片中性工作者权益工会的女干事就在各种场合提醒或纠正着小姐们她们是“性工作者”而不是“性工具”。谋生手段的特殊性除了给她们贴上了社会地位低下的淫贱标签，连日常的生活，恋爱与婚姻跟普通人相比也会遭受到更多的坎坷。不时要担心传染到性病，恋人的求婚不敢接受，家人的误会与不解，爱人的不忠和欺骗……这类女性面临着事业和家庭的两难处境，是父权社会下沦为工具被糟蹋蹂躏的悲惨性代表，也是女权主义者最爱拿来跟男权社会抗争的标靶。当然，片中也向我们提供了happy这样一个讲职业操守，上岸后还能做副校长的健康快乐的“happy鸡”形象，但如此“幸运”的小姐毕竟少数，更多的女性却是在物欲的挥霍中更加沉沦堕落。虽然片中的女干事努力宣扬性工作者要捍卫阶级权益，抵制不公平对待，要活的有尊严，然而观念与现实却格格不入，这也为影片开拓了表面上为娼妓事业摇旗呐喊，实则审视现实，冷眼批判的表现深度。
两种女性形象，一个看似高高在上，一个低人一等，却同样要承受历史与命运变迁所带来的压力。成在信接受的考验跟香港回归政治经济的变化息息相关：楼市大跌、金融风暴，丈夫意外死亡，朋友与之反目成仇，裁员风波中被看似有情有义的男性上司抄掉鱿鱼，SARS来临儿子染病身亡，暗恋者也随之而去。香港大环境的晴雨表在成在信个人的历史际遇上鲜明呈现。而性工作者们面对的则是娼妓事业的日益没落，夜总会将要倒闭的尴尬窘境，这也正是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侧面表现。虽说十年与十天不可同日而语，两者个体命运的残酷性也无可比之处，不过女性坚强的生存能力和微妙的心理变化在两部影片中一览无遗。成在信的命运在编者的安排下可谓跌宕起伏，她却从没被吓倒，“nothing is impossible”，“香港人是打不死的”是她赖以生存的座右铭。在寻死的那一刻，平日的“好心有好报”适时阻止了这一荒唐的念头，于是她东山再起，靠着勤奋努力最终获得了爱情和事业的大丰收。好莱坞似的结局虽没有过多阐释意义的空间，因果必报的信念却已足够满足女性观众的心理诉求。《性工作者十日谈》中的女性首要的生存压力就是没工开，只要有客光顾，爱情可以抛弃，男人可以不要，毒品可以戒掉。不能混夜总会，就做一楼一凤，一楼一凤也干不了，就站街当流莺。总之是认定了这一行，吃青春饭吃到死。最后，连生性倔强的NANA也翻然醒悟，要向happy看齐，做个有理想有目标的鸡。片尾，夜总会卷帘门落下，朱茵和余安安眼里流露出的分明是一种沉重的不舍和失落。这不是一部有关妓女的血泪史，也不关救赎堕落，我所能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充满同情意味的女性关怀 。
两类女性，两种命运，对生活却是同一种态度：nothing is impossi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