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ovier - 极影客

 

   “我们和梦境是一样的材料，微不足道的人生总在困倦中。”

                 ——莎士比亚《暴风雨》

    里米尼，意大利中部的一个海边小城，费里尼的家乡。靠近罗马，但从热那亚出发去往纽约的船从来不曾经过这里。

    但丁曾在这里生活过，不过这仍旧是一个缺乏魅力的小城、大城市的外省，充斥着中世纪末期般的与世隔绝、疏离、烦腻、遗弃、腐烂和死亡的小镇气息。费里尼一度要把他这部描写故乡的电影命名为“小镇”。但这个伟大的说谎者最终决定以虚构的方式去靠近记忆。他使用了一种含混的诗学，一个方言词汇“我记得”（Amarcord）：“我记得：是语无伦次、是时钟报时、是音标一阵乱跳，是鬼鬼祟祟的声响……”

   在这之前，他和故乡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我，并不十分乐意回到里米尼，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障碍。”这个小时候就以表演木偶戏向伙伴收钱的艺术家，无法容忍故乡在二战以后变成一座钢筋混凝土的“美国城市”、旅游季节的伊斯坦布尔或者拉斯维加斯。而在记忆里，却保留并用想像发展了一个完美的里米尼，他可以在罗马的电影城里复制这个记忆。

    费里尼害怕靠近现实后记忆会受到威胁，家乡人也对他的成就漠然置之。他总是在夜晚去里米尼，用石子掷童年好友蒂塔的窗户，然后两个人一起来到广场，交换讲起最近的风流韵事。费里尼邀请蒂塔去罗马，但蒂塔的妻子却害怕他在罗马会风花雪月，费里尼因此怏怏地说，“好吧，懒鬼，呆在里米尼，小心别人偷去小鸡鸡。”

    但费里尼对蒂塔最大的嘲弄还是这部《我记得》，因为主人公名字就叫蒂塔，虽然融进了费里尼和编剧托尼诺的故事。后者成长于里米尼边上的另一个地方，因此他们的人物“同样疯狂，同样天真，同样营养不良、叛逆、屈从、惹人怜悯、可笑、好吹牛皮，带着小孩卑微的无知。”

    卡尔维诺的家乡离他们也不远，费里尼的电影足以唤起他的思绪：“在穷哈哈泡咖啡馆、防波堤上散步、男扮女装然后酩酊大醉并哭闹的朋友背后，我认出了那借着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来自我评估，不断与另一个世界——也就是电影——做比较的乡村，以及电影观众抑郁的青春。”并说，“家乡因为在罗马被人记起而意味深长，罗马则因为我们来自家乡所以别具意义。”这是对现代社会城市化以来一代代背井离乡者的安慰，也是这部影片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乡愁的原因：它成功唤起了在人们心中消逝已久的失落感、慰藉感和补偿感。

 

 

    电影里的蒂塔，是一个建筑商的儿子，他和少年同伴们一起在街道上晃荡，参加营火晚会，那是白天理发店里一个客人随口透露的，有人为此准备了新的曲子，而最重要的是，格拉迪斯卡会出场。

    在里米尼，有许多女人叫格拉迪斯卡，因为她们都是在战争期间出生的。它的意思是“享用吧”。格拉迪斯卡散步时，总是带着强烈的破坏性；激起胃口、饥饿感和对牛奶的渴望。她的丰臀挪动时好像火车头的车轮，令人联想起那强有力的运动。

    少年们追逐着丰乳肥臀的女人，在影院里，蒂塔甚至有过单独靠近、触摸这个女人的机会。但他最终是在香烟店的巨胸女人那里宣泄了自己的紧张，她让蒂塔生畏，却又让他着迷。他试图扶起她，仿佛想称量一个欲望的秘密。对那喂养他并引诱他的部位，他愿意并且高兴迷失其中，虽然她表现出的是惹火、扭曲和具侵略性的一面。

    而格拉迪斯卡有着淫荡的笑声，无时不散发着妖艳的魅力，费里尼可能是以自己的初恋对象为原型创造出了她。她有点做作，毫不吝啬表情，但与此同时，却有一种不加修饰的美感和纯真。这也与费里尼少年时对女人惧怕、对神秘的性爱有一丝焦虑的经历不无关系。这种做法后来被托那托·雷在《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中完美复制了。

    但相比于莫妮卡·贝鲁奇纯粹的性感，格拉迪斯卡却有些夸张和漫画化了，这也是费里尼塑造人物的典型特点，他给杂志画漫画时，曾去过一家妓院，那里弄得他神魂颠倒而又毛骨悚然，从那出来以后，他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厌恶感，但心中的疑窦仍未解开，于是他将这种复杂的态度带到了影片里。尤其是在夸张如娼妓般的弗碧娜身上。

    不过，对丰乳肥臀的夸大带来的羞耻感是一直都是存在的，就像小男孩对自己最初的兴奋永远不能忘怀一样。费里尼是一个保留着孩提时代新奇感的诗人。这种创造的快感是诗人般的、孩子气的，介于创建一个完美世界（这即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并不完美）和尽可能重现回忆这两种意愿之间。这种双重动力由于兼具了梦想和行动的特质而令人不安。     

    他最终伪造了一部从来都没有到达过里米尼的大船：“国王号”。这个开往美国的现代化象征，一如我们童年“我爱北京天安门”式的热情，构成了封闭小城对外部世界的美好想像，它因此吸引了全城的人驾船前往观看，并使格拉迪斯卡因为梦想和失落而激动哭泣：“

我每次都充满希望，但到头来总是一场空。”

    某种意义上，这个女人象征着生命的活力、希望和饱受折磨的热情。她所居住的区域是反法西斯的水兵们的大本营，他们头脑空空、吹牛、自嘲，却又希望因为政治立场坚定而赢得尊敬。他们都在自卑中暗恋着格拉迪斯卡，善良而懦弱地以为她会嫁给一个王子般的人物。但格拉迪斯卡渴望的只是最基本的生活，和一个常人厮守、有时做爱而已。她在招摇过市和自怨自艾中等到了三十岁，终于嫁给了美国的一个庸碌的胖子。里米尼人在一场闹剧中为之送行，并称那个男人为“加里·格兰特。”

    里米尼失去了它的灵魂，这或许是费里尼为家乡投下的最深重的诅咒。“费里尼成功地带动心底骚动：因为他逼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最想摆脱的其实是我们的本性。”（卡尔维诺语）这个没有勇气改变自己命运的小城同样反映在《天堂电影院》里的西西里小城上，同样被诅咒。这两位导演对幽闭空间的迷恋而恐惧，似乎是意大利文化特有的分裂气质。

    “我认为这部片子要表达的是：你必须舍弃曾经属于过你的某个东西，你在那里出生和生活，它制约你，害你生病，压抑你，在那儿所有东西都汹涌、危险地搅在一起，但这个过去不应该伤害我们，所以必须要把阴影、混乱、尚在施工的小路摆脱掉。”实际上，费里尼拍摄这部电影，就是要和里米尼做一个最后的告别，“我仍然觉得自己好像被所有那些跟我家乡有关的人物、事件、氛围、真真假假的回忆所填塞，甚至打扰，所以为了彻底摆脱，我不得不把它们都整理到一部电影里面去。”（费里尼语）

    因此，费里尼把这部电影拍成了一场忧伤的马戏团演出。许多个小丑，他们堆积起生活的种种细节：理发店的闲谈，工地上俚俗的诗句，掀翻桌子，法西斯集会，疯子上树，男扮女装……整部电影仿佛一个长旋律的舞蹈，却不断地被对话、公共活动和宴会打断，它像一场旅游，好几个讲解员，在一年里向你拼贴着种种细节琐事。这些事件被收集起来，只是相应地有一个队列，前因后果是不重要的，因为：四季会流转，米兰达会死，格拉迪斯卡会嫁人。

    费里尼的目光从现实中捕捉到的是滑稽怪诞的人物和无法实现的梦。他挖掘人物内心世界，赋予幻想的人物以存在的权利，使不正常的人——村里的白痴、疯子、浪荡儿、流浪汉——以令人担忧的方式闯入电影，为非理性和想像打开大门。讽刺的是，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想像充分驰骋，我们才能抵达深层次的真实。就像这个电影城里的里米尼比那个美国化的旅游城市更为真实一样。为了实现他那种漫画式地表现和沟通的方式，他常常走遍大街小巷去寻找那些符合需要的“小人物”，他让那些流浪汉哪怕无目的地闪过一瞬间，却为影片同时添加了真实的细节和神秘的天启意味。

    “费里尼把电影拍成意大利的歇斯底里症状学。……曾经充实我们少年时代，并提供距离感的电影，终究改观为近在咫尺的电影。在我们人生那段短暂的时光中，一切静止，忧心忡忡地存在；第一批性爱和死亡预感的画面，进到我们每一个梦里；世界末日与我们同时开始，而没有结束的意思；让我们以为，只是纯观众的电影，是我们一生的历史，”卡尔维诺说，它“强迫我们正视我们自己和我们庸庸碌碌的存在，以期改变与自身的关系。”

    费里尼拼命地捍卫梦想，或许是因为现实太过于残酷，就像他在《我是说谎者》中提到的他后来对格拉迪斯卡的追访：“我开着豹牌汽车进入一个贫穷的小市镇，一个泥泞的三角洲。有一位老太太在菜园里晾衣服。‘对不起。’我问她，‘格拉迪斯卡住哪儿？’‘谁找她？’老太太问我。‘我是一个老朋友，您知道她住哪里吗？’‘我就是！’老太太说。那是格拉迪斯卡。她失去了所有嘉年华的、凯旋的亮丽痕迹，一点不剩。”

 原文载于2008.1《电影世界》，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