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ovier - 极影客

      作为中国电影乃至东方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电影虽历经沉浮，但它早已经成为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完成了以娱乐文明为主导的本土化转型。百年发展历程中，香港电影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市场应变能力和复杂的产业经验。按照经济学有关产业理论的框架，香港电影的产业经验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方面：产业结构经验、产业模式经验、产业资源经验和产业项目经验。从19世纪末的初显萌芽，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香港电影产业在保持灵活性的基础上一直向着有序、规模、最大程度的解放电影生产力的方向发展，其产业绩效不断飞升、产业模式更加科学、产业资源配置更为合理、产业项目更具战略意识，整体产业不断跨越。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不可抗拒的金融危机以及其本身积累下来的太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香港电影产业遭遇低迷，即使在这样的困钝中，香港电影产业仍未停止探索的步伐，继续寻求着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在香港电影产业的诸种经验中，产业模式经验是其最为重要的经验，是其产业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法则，也是贯穿整个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史的魂。本文将依照有关产业理论中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模式，深刻剖析香港电影产业模式的流变，并探讨其对当下中国内地电影产业发展的启迪。

产业理论中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模式

      交易成本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旨在论述企业战略的效率和创新之间的平衡问题。西方经济学者威廉姆森（Williamson）曾提出了经济化（economizing）和战略化（strategizing）的观点，经济化强调效率的重要性，而战略化则强调市场力量的重要性。（1）这里的市场力量主要指企业的创新性和多样性，它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但交易成本理论首先认为，追求效率、降低成本是企业最基本、最佳的战略，企业的经济活动主要受到成本效率的影响，当企业内部进行有效的整合时，其效率得以提高，企业内部生产成本低于外购成本，实现其基本战略。但如果企业一味地满足低成本效率，忽视对市场力量的追求，其产品创新性和多样性便会降低，企业将陷入低成本的竞争陷阱中，阻碍自身的进一步发展。（2）企业为了进一步发展，必定在此时会暂时放弃经济化而选择战略化，致力于创新性，这将打破其原有低成本运行模式，生产成本随之上扬，企业又会从效率的角度考虑而再次进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努力。因此，企业应根据自身条件的不同以及外部竞争环境的变化，在追求效率与产品创新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努力达到良性循环的发展。

      为保证经济化和战略化之间的平衡也即效率和创新之间的平衡，企业便会根据产业实际在不同的时机选择不同的产业模式，这里的产业模式，主要是指在产业结构形成之后，企业为攫取最大利润所进行的一系列符合市场规律和产品本身特性的操作手段。对电影产业而言，其产业模式同样是指电影企业在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将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去最大化地攫取其商业利润所进行的商业运作手段。这些手段开始产生于一家或多家制片机构，后被整个产业推而广之，成为了一种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既包括宏观模式，如电影企业根据自身的情况所采取的整体上的产业运作，也包括微观模式，如具体影片在策划、编剧、拍摄、后期制作、发行等环节中一切以市场为目的的规范性操作。

      当电影产业结构形成之后，追求效率与创新性平衡点的产业模式便开始启动。电影产业处于初创阶段时，其模式也会经历从无到有，创新性占据主导地位；而当产业结构趋于成熟之后，提高效率便是主要诉求，电影企业大都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在影片的制作、发行或放映环节不断控制成本来提高效率，这时内部程式化、流水线式的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内部生产成本将低于外购成本。但对电影产业这类智力密集型和高创意的产业而言，更需考虑其产品的创新程度，如果影片本身的美学含量、发行模式和放映手段都缺乏创新时，其低成本效率再高也无助于整体产业的发展。这时，提高其创新程度便成为当务之急，在企业行为中，其会代替成本效率升至第一位，电影企业也会采取以外购为主的策略提高其创新性。而具有充分自治权的小型制片商往往比一体化的大型制片商更容易创造新的产品或服务类型，故此大制片商和小制片商的合作将会成为这一时期整体产业追求创新和效率平衡而进行的最佳配置。另一方面，电影企业在产业配置方面各有重点，有些企业包含了电影产业中的各类行业，有些企业主要是制片，有些企业的主业则为院线业。专门行业的从业者在其领域都有完备的操作模式和成熟经验，其运营成本较其他企业较低。对电影企业而言，如果自己的生产或发行没有其他专门行业的效率高，基于效率的考虑，电影企业将会选择外包给专们于制片或发行等行业的方式。当创新性达到一定程度时，效率的诉求会再次成为产业模式的主导，整体电影产业进入一轮新的循环。

香港电影产业的模式流变

 

      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其模式的流变，即是效率与创新之间不断平衡、达到最佳配置的过程。香港电影产业的基本模式，不外独立制片体制和大厂体制两种。独立制片模式一般是这样的：没有设备、没有片场、没有院线，有时有很少的专业演职人员的独立制片公司先拉到有限的启动资金，然后组织编导演等演职人员，租用大公司的场地和设备开机；影片制作完成后，独立制片人组织销售和发行。由于其独立性较强，使得整体产业无论在美学层面或产业层面都具有创新价值，因此独立制片体制主导创新性。大厂体制是具有现代化和全球化特征的大型电影企业主导的产业模式，拥有规模庞大的片场设施和演技人员、计划周密的商管理念、流水线式的大规模制片，集制片、院线于一体的“垂直整合”模式等是其主要特色，这些特色都较为明显地体现出了大厂体制中对提高效率的诉求，因此它主导产业模式中的效率性。随着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其产业模式已不再是独立制片体制或大厂体制的单独出现，而是二者的不同组合。在不同的时期，二者的配置率和结构方式都在不断发生变化，组合而成新的产业模式，引领着香港电影产业走向一次次繁盛。

      香港电影自诞生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初创时期，其产业发展处于一种较低水平的层次，远未形成产业规模，产业结构相对简单，经营方式多为自发性的初级操作，还谈不上正规的产业模式。而真正启动香港电影产业规模发展，促成其产业模式成型的动因则是1934年有声粤语片的问世，之后大量的制片公司开始出现、制片数量激增，香港电影产业从此告别初创，进入成熟时期。这一时期，特别是战前，香港电影产业模式以独立制片体制为主，香港电影无论是美学特性或工业层面，基本上都获得了从简单到多样的创新性，进入了真正的发展。战后时期，独立制片体制在港更是日臻完善，成为日后香港电影产业发展中的一项成熟的产业模式，其创新性进一步加强。按照效率与创新的平衡理论，创新性到了一定的时期后，产业的基本特性又会促使其追求更大的效率。在创新性达到一定水准后，在美学和产业方面都具备了相当的储备后，香港电影的大厂体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并经历了从诞生至初具规模的发展时期。

      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香港社会开始转型，香港电影产业具备了快速发展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另一方面，在效率和创新性的平衡中，再好的创新性也无法拯救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甚至发展无序的产业，其最终的良性战略化努力也根本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一直都在谋求变革的效率在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支持下开始飞跃，终于成为香港电影产业模式发展的主导因素。提升效率的诉求首先表现在有着“新马”资金背景的大型现代化制片企业的崛起；但更为重要的层面是香港电影大厂体制的产业模式也开始了以现代化和全球化为主要内容根本的变革。香港电影产业的制片量和利润快速增加、效率飞升，进入了以追求效率为主的第一次繁盛时期。

      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产业效率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在效率与创新的平衡互动中，效率总是优先于创新。6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过分地追求效率忽视创新，香港电影产业的整体发展呈现出了严重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传统粤语片产业一蹶不振，至70年代初销声匿迹。这种局面迫使香港电影产业重新考虑效率和创新的互动问题，其产业模式开始了转型。这种转型，主要表现为“嘉禾”崛起后将大厂体制和独立制片体制进行重新的资源配置，形成了创新性占主导地位的新体制——卫星制。卫星制有着多种要件构成，首先其产业结构必须由一个具有院线的大型电影企业，以及一个或数个独立制片公司组成，这些独立公司作为大公司的卫星公司，大公司则为卫星公司依托的母公司。其次，在卫星制的构成要件中，卫星公司主要负责制片，母公司主要负责卫星公司的制片资金及发行。母公司对卫星公司拍片较少干预，但须有一定的参与权和财务支持；财务支持的程度，对题材、剧本人事上的干预程度，利润的如何分配，各依双方拟定的合同来执行。第三，卫星制体制中卫星公司在经营中实行自负盈亏和分红制结合的方式，这是对大厂经营模式的最大突破。在大厂体制中，影片美学类型、预算多少、盈亏如何、启用的导演和演员均由公司定夺，与影片具体的制片人无关，而且所有工作人员及创作人员均为固定的工资制，影片或赔或赚都由公司承担，与他们的个人收入没有任何关系。而卫星制中，具体摄制影片的卫星公司及其制片人要对影片的盈利负责，亏则自掏腰包，盈则参与分红；而且卫星公司的利润及制片人、主创人员的劳务、红利事先并不支取，一般在影片上市资金回笼后，卫星公司利润从整部影片的利润中支付，主创人员的劳务、红利从卫星公司及大公司的利润中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成。这种经营方式虽然由于卫星公司和主创的分红减少了母公司的收入，但又因为薪金不用事先支付而降低了母公司的财务负担，增加了资金周转速度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电影产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个人收入不受固定工资限制，这种分配制度不但吸引了有才干的演艺人员，还更能充分发挥个人技能，促进创作的繁荣。

      卫星制的出现，使得20世纪70年代之后香港电影产业在创新性与效率的平衡互动中创新性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除了上述提及的产业创新性外，由于卫星公司承担拍摄主体，而母公司对影片拍摄干预较少，这样能将电影制片权从大制片厂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主创人员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力，美学上也体现出创新性。当创新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企业最基本的战略——效率的发展诉求至80年代再次凸现。再从实际的发展来看，香港电影产业发展至80年代，创新性使得其产业储备和美学储备到达了一个空前的水平，特别是发轫于70年代末的“新浪潮”电影，将香港电影全面推向了本土化变革。香港经济于80年代亦再次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工商业对电影的投资热情异常高涨，为香港电影产业的效率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障。内外两种因素都要求香港电影的效率发展要跟得上创新性的步伐，提高效率再次成为主旋。

      在这种诉求中，香港电影产业开始以效率为主的新发展，产业模式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形成了以院线制营销模式为主的新型产业模式。这次产业模式的转变并非是第一次繁盛时期只重视提高效率的简单重复，历经数十年的发展，香港电影产业已具备了自我调节、自我应变的特殊本领，这次提升效率是在不失创新性基础的发展，是创新性与效率的一次成功的互动。这一时期的院线制营销模式中，因创新而形成的卫星制被作为主要内容，大型的院线公司作为母公司，中小型的独立制片公司作为子公司；此外，集中资本的大投入、高产出，电影企业强强联合，完善的产业配套措施，全球化合作制片等也是院线制营销模式的主体要素。以卫星制为主，使得院线制营销模式不失创新性，而在此基础上又汲取大厂体制的其他优势，如流水线式的类型片生产等，因而又有效率的飞升。在创新性与效率的成功互动中，香港电影经济再次飞跃，产业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该体制虽然于90年代初期逐渐消亡，但它的基本要素却成为香港电影产业最为辉煌时期的见证。

      按照交易成本理论，在产业效率与创新性的平衡互动中，当效率主导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创新性的诉求开始升级，产业便会进入一个创新性主导的发展时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电影产业的效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产业结构和绩效也达到全盛，平衡体中创新性的发展诉求逐步上升。在这种诉求中，90年代之后香港电影产业模式开始了调整，理论上讲应由效率占主导的院线制营销模式向创新性占主导的独立制片体制转变。但90年代前期， “九七”问题使得脆弱的香港社会心理开始失衡，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SARS病毒等事件又使香港经济发展出现了空前的颓势，香港电影的生态环境发生了逆转；而香港电影内部诸多隐患也在这一时期集中显现出来，整体产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低迷。具体到香港电影的产业模式，最能代表香港电影产业模式成就的院线制营销模式彻底消亡，效率的优势不复存在；而理论上的创新性诉求也被生态环境的变化所遏制，效率与创新性的平衡互动陷入了无所适从的混沌时期。

      然而，香港电影并未彻底消亡，第二次繁盛时期的余威尚在，在艰难的处境中，整体产业仍要前行。在开始阶段的混沌时期，效率与创新性的互动循环不再像以前那样有规可寻，它们在各个产业结构中进行着多样而繁复的重新分配，众多的电影企业从传统的大厂体制、独立制片体制以及卫星制等模式中汲取经验，结合电影产业发展的最新态势，努力探索适合当下香港电影发展的产业模式，如产业结构重组模式、借助新传媒工业发展模式、演艺经纪公司投资电影模式等。这些特殊的产业模式和以往的传统模式不同，大多数制片公司因个体而异，各施各法，显示出了较强的个性化特征，也使得这一时期的电影产业模式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借助这些新的模式，香港电影产业在经过喘息之后有了新的发展，创新性和效率的互动平衡也再次显现，并继续引导着其产业模式的调整。而和内地电影产业的互动，既保持了具有外来因素的创新性，又拥有其本土产业所具有的效率因素，成为香港电影产业模式在经过调整之后的最佳选择。

      在追求效率与创新的平衡中，香港电影产业模式经历了独立制片体制→大厂体制→卫星制→院线制营销模式→多元化模式的流变过程，当然每次的流变后产生的新模式都不是绝对的，而是以该模式为主、其他多种辅助模式并存的格局。这一流变过程，既维持了产业低成本的效率优势，也兼顾了其差异化、多样性的创新优势。主流电影产业模式的更迭，更能从根本上解放电影生产力、提升电影经济。在香港电影产业模式的流变过程中，整个电影产业行为链中制片业地位逐渐弱化，而发行业的地位却在不断强化。如开始的独立制片体制中，制片业处于龙头地位，经过大厂体制和卫星制的过渡，发行业的筹码被进一步加重，而到了院线制营销模式中，支撑发行业的院线业占据了根本性的龙头地位，制片业被置于了最末端。其产业模式的这一变化表明：香港电影产业行为链中的发行端地位被日益提升，最终成为整体产业行为的决定因素，电影产业终端的院线制逐渐趋于成熟。与制片业相比，发行业更接近市场和观众，将发行业逐步提升至产业行为链的首要地位，赋予了香港电影一切以市场为主、时刻贴近观众的产业特性。企业具体的产业实践，创作者的艺术个性，技术、美学和政策的变化等一切都必须从属于市场准则。香港电影产业的这种模式流变，应该对一切视电影为产业者产生启迪。

对内地电影产业发展的启示

 

      目前，中国内地的电影产业化正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内地电影业内各方面人士都认识到产业化才是中国电影勃兴的希望，而香港电影成熟的产业化模式能为内地的电影产业化之路提供弥足珍贵的经验。香港电影的产业经验特别是产业模式经验，对内地电影产业正在产生着愈来愈强的影响。由于香港和内地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内地电影在产业模式层面不可能照搬香港，如引领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的卫星制、院线制营销模式等在内地电影产业中并不存在完全可复制性，但香港模式中将离市场最近的发行业置于龙头地位、使整个产业行为一切以市场为准则的经验，以及某些适合内地发展的具体要素则对内地电影产生了较大的启迪意义。内地电影立足于本地的产业实际，参照上述以香港为主的经验，从体制到模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

      内地最先进行的产业模式变革是发行体制的改革。1993年1月，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以三号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件指出，电影事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分步骤实施、分类指导。从1993年开始，一是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为各制片单位与地方发行单位直接见面；二是电影票价原则上要开放，具体由各地政府掌控。这一具有明显市场导向的改革方案，把40年来由中影公司统一经营的方式一下子变为省市发行公司经营体制，各电影制片厂可以直接找各省发行公司。该方案和香港电影产业中以市场为主导的模式极为相似，它在内地电影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和强烈凡响，是内地电影业观念转变的重要表现，也是其重视发行业这一距离市场最近端口的开始。

      内地在之后的电影产业发展过程中，发行业的地位亦是被逐渐加码，2002年的院线制改革使中国电影产业链中形成了完备的院线产业，这也是其依照以香港为主的产业经验所进行的重大变革。香港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院线，院线制为其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香港电影经济的数次重大飞升均与院线有关。内地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制片与发行脱节，没有共同利益点，发行行业缺乏主动性；发行本身也存在严重的条块分割、反应迟钝现象，更无从谈及创新性。继1993年发行业的重大改革后，2002年6月国家广电总局又对延续了几十年的电影发行放映机制进行了改革，开始推行类似于香港纯发行院线式的院线制。这套机制就是在原有的电影制片、发行与影院之间插入一个院线环节，发行公司负责影片的宣传与发行，而院线公司负责将影片落实到电影院公映，许多原来的省级公司变成院线公司，短短几年间，全国电影院线达到30多条。这种以资产链接的影院实体为纽带的新型院线公司的崛起，标志着内地电影产业终端电影院线制的成熟，电影经济开始飞升。2006年，全国超亿元院线达到8条，比上年度增加了4条。其中上海联合院线全年票房突破3亿元，成为我国首条突破3亿元票房的院线。至2007年，内地票房超过3亿元的院线有中影星美、上海联合、北京新影联、中影南方、万达院线等5条，院线的效益进一步放大。院线制改革这一电影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在提高绩效前提下结构本身的自我调整，它极大地提升了内地的电影经济。内地院线业的发展，表明其中作为产业终端的发行地位得到了提升，产业模式与香港、欧美等地区接轨，逐渐趋于完善。

      在香港电影产业模式的具体要素中，对内地电影产业影响的还有“垂直整合”模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内地电影产业化开始起步，发行业和制片业的相互渗透和参与趋势便开始加强，许多地方开始探索“制发放一条龙，影视录一体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产业模式。在开始阶段最为突出的是北京的“紫禁城”模式，1997年4月，北京市广电局、文化局、北京新影联等单位出资成立了以发行行业资金为基础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紫禁城”的重要股东既有制片机构，又有北京市电影发行公司等省级发行公司，其操作模式带有明显的香港“垂直整合”特色，从策划到制片、宣传、发行每个环节都紧紧围绕市场的需求来运作。它依托自己的发行优势，成功操作了《甲方乙方》《红色恋人》等影片。随着内地电影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垂直整合”模式进一步被完善，许多民营专业发行公司甚至一些院线公司开始涉足制片，并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如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原为专业发行公司，自1999年成立以来成功发行了120部影片，不断创下国内电影发行的新纪录，累计创造票房收入突破10亿元人民币，从2003年起，“保利博纳”开始涉足影片投资制作领域，至2006年，该公司更是积极与中影集团、上影集团等的众多内地和港台制作单位合作，参与投资制作《投名状》《赤壁》《江山美人》等20多部影片，以“垂直整合”模式跨身为内地最具影响力的电影企业。此外，内地的中影星美院线、北京新影联院线和上海联和院线等专业院线均已投资拍摄电影，万达院线等也在积极酝酿。这种模式，颇有些香港院线制营销模式的影子。

      香港电影产业模式中的现代营销观念亦对内地电影产业模式影响颇深。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档期概念上，比如“紫禁城”模式催生出的中国内地的品牌片种——贺岁片，便是直接由香港泊来。在其影响下，香港院线业中的档期概念在内地电影发行业进一步被强化，目前内地的院线档期中，除贺岁档外，还有“五·一”、“十·一”黄金周档期、圣诞节档期、情人节档期等，这些档期的出现也正体现了内地电影产业中对发行业的日益重视，同时也对内地电影经济给予了强有力的提升。

      香港电影产业现代营销观念对内地电影的影响，还体现在对影片的包装、宣传上。这种营销理念，是香港上世纪80年代初《最佳拍档》系列片营造出的大投入、高产出要素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具体表现为花费巨额宣传费和各种方式如广告、见面会等为即将上映的影片包装，进行水银泻地式的宣传以期高票房收入。内地于90年代开始引入了这样的营销方式，如今，此种营销策略在内地影界已不再是什么新生事物，几乎所有的华语大片以及大部分重头影片在内地上映时均采用它，仅2007年中，就有如《集结号》破纪录的“万人观影”、《投名状》的百位明星首映、《命运呼叫转移》以“喜剧门派大荟萃”为卖点的宣传等营销活动，而且大部分都取得了极佳的发行效果。

      香港电影产业模式对内地的影响还表现在后者独立制片体制和大厂体制的完善方面。90年代中期之后，内地涌现出了许多民营的电影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这些迅速崛起的民营电影公司充分发挥港式独立制片公司的特色。在具体形态上，这些民营电影公司几乎和香港的独立制片公司完全一致，没有自己专门的片场、演职员、院线等沉重包袱，灵活务实，最大程度地追求商业绩效。正因如此，它们带动了内地电影产业的发展。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目前内地各种民营影视公司已达2000多家，在数量上已占据绝对多数，而民营公司参与的影片在票房上已经支撑起半壁江山。至2006年度，民营电影公司参与拍摄的影片已达179部，在全年的国产影片中占到了60%。在国内2000多家民营影视公司中，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保利华亿传媒集团公司、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等几家拥有雄厚资金和制作营销经验的民营电影制作公司显示出超强的实力，在国产电影的票房收入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仅2006年，“新画面”、“华谊兄弟”两家公司的影片票房合计近6亿元人民币。民营电影发行公司也迅速崛起，并在市场占据较大的份额，如2006年业绩排名前两位的两家民营发行公司——西影华谊电影公司及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的发行票房分别达到3.3亿和2.6亿人民币。（1）

      目前内地电影产业变革中，与大量具有分散性的民营电影企业涌现相对立的另一模式变化，是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化的并购重组。继1999年2月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成立后，上海电影集团公司、长春电影集团公司等大型集团公司也宣告成立。这些集团公司在生产、管理和发行层面颇具香港式的大厂性质。如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在制片业方面整合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洗印厂、中国电影合作拍片公司、中国电影器材公司等制片企业的制片资源，在资金、管理、人才、设备资源方面实行优势互补，在创作、生产、洗印等方面进行优化重组，能够形成规模优势，具有强大的制片实力；在发行业方面，它的前身便是中国最大的专业电影发行公司，并控股中影星美院线，同时是新影联的第二大股东，能形成港式的“垂直整合”模式，而电影卫星频道节目中心又能为其影片发行提供的“第二窗口”。这种改组后的电影企业集团，无疑增强集团的整体竞争能力。而此种民营企业和国有集团共存的产业结构，和香港电影产业中独立制片公司和大厂并行存在的结构如同一辙，保证了整体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和完善性，有助于整体产业的良性发展。

表1． 2003—2007年内地电影产业概况表（1）

      内地电影产业的模式变化，使得其最终的绩效也有了较大的提高。特别是2002年之后，随着院线业的蓬勃发展，电影产业绩效进一步放大。2003年，数年徘徊在100部左右的国产片年产量飙升为140部，以后每年均有大幅度攀升。从1993年开始一直到2003年，内地电影票房收入一直徘徊在10亿人民币上下，从2004年开始，也有了一个高速增长，而且国产片总票房连续5年超过进口片。此外，内地多厅电影院数量、和银幕数量也于2003年开始大幅增长，国产片的海外市场总票房也在5年之中有了突破性进展（见表1．）。绩效的重大提升，表明经过转变观念之后内地电影的产业链已经和香港、欧美等具有先进产业理念的电影产业链接轨，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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