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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工者十日谈：令人感动的当代薄加丘

《性工作者十日谈》改编自香港女作家的“性工作者社会报告”，这位“女作家”杨漪珊不知是否就是电影里那个“女社工”的原型。

碟架上，朱茵主演的《十日谈》与申恩庆主演的《娼》摆在一起，我知道《娼》是有大尺度暴露镜头的，《十日谈》不知在性描写上能达到什么尺度，至少朱茵是不会暴露的——以前看过海报上的朱茵媚眼红唇，真是很动人。于是，两部碟都买了——都网络时代了，看ML镜头还用3级片吗？了解一下香港夜总会的运作方式，学习一下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吧！
《十日谈》一镜未露，大出意外——却毫无失望之感。我又看到了一个久违的活生生的香港，看到了古代《十日谈》和《三言两拍》所富含的，如今的文学和影视片已稀缺的，丰富的市井生活，这才是真实的香港、真正的香港电影。
《十日谈》即是十天妓女工作和生活的记录，这样的片子改编不好，很容易流为流水帐，弄成一种自然主义的伪纪录片。我们看刘国昌的《庙街皇后》，许鞍华的《客途秋恨》是比较好的“风尘纪录片”，虽然是自然主义，但比较接近妓女及其女儿的原生状态，前者有较强的戏剧冲突，后者有较浓的感情——怀乡与亲情的伤感色彩，是香港伪纪实片的成功之作。近年来，《古惑仔》、《老泥妹》那样以新人类为对象的半纪实风格的片子多了，如果以同是刘国昌的《无人驾驶》同《性工作者十日谈》比较，《无人驾驶》无人看得下去，那种镜头不断的闪啊闪的，言语乏味、面目可憎，毫无情节的流水帐式拍摄方法，“真实”倒是真了，却是很难令人接受的，那是观众头脑遭受蹂躏的过程。
《十日谈》毫无卖湿重咸，除少数脏话外，没有一般3级片的卖座元素；却淡而有味，引人入胜，始终抓住了观众。她的成功首先是编剧的成功，用“十日谈”——似乎是社会工作者讲故事的形式，用她的眼观察、用她的身体参与、用她的语言叙述（当然，这只是一个外壳，影片实质上所传达的内容和观点，与社会工作者不尽相符，甚至对她那些“性工作者维权”的天方夜谭式话语，不为妓女和大众理解，显示出了一种距离乃至调侃），截取了香港性工作者的十天，以作为他们工作和生活的横断面，展示了香港从事这个职业人员以及行业的真实状态。这十天看似平凡，只是随意截取性工作者漫长日月中的连续十天，实则寓巧于拙、举重若轻，在平易中蕴含了极大的包容性、典型性，从妓女领班（妈妈生）、夜总会女郎、站街女郎、一楼一凤到人妖、男妓，所谓性工作者的几种主要成员，都包含在内了；他们的情性与背景、经历，分别代表了业内从业者的典型。对这些不同类型、不同特点、以不同方式工作的性工作者，编导既没有轻佻的玩味、观赏和戏弄，像90年代司空见惯的一般3级片那样；也没有刻意煽情的垂怜、美化、颂扬，无中生有出许多感慨来。编导就像剧中那位女社工，是尊重这一职业从业者以从业自立的，只是为了把他们行业的特殊性、他们作为人群一部分的生存状态，向公众展示出来，才带着平等的态度（也人之常情的有点好奇）走到他们中间，心平气和地交谈、作调查，取得他们的信任，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的朋友，成为社会中最了解他们的人，最后为他们立传。唯其如此，我们才看到解除了防线的、不加掩饰的性工作者真实面貌，那面貌是那样栩栩如生、一人一面，不管悲欢酸苦，全都那么鲜活实在，像朱茵所饰家家高声声称的那样“生猛”。
本来对大众而言，性工作者不是避而远之、蔑视鄙视，便是发泄性欲的对象，根本没什么了解其内心和背景的兴趣；但因电影作者抱着尊重其人格和职业的态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各占秋色的浮生像，本来没有兴趣的也有了研究他人的兴趣。且看电影主角，也就是性服务行业中的从业者典型：
家家，朱茵饰，一个曾以OL为苦、以陪侍女为乐、以被人包养为养老之道的青年妈妈生，为人风风火火，常跟手下的姑娘拍桌子、教训人，全然是一个拜金成狂而不乏男女、姐妹、母女真情的火美人。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拜金和真情，矛盾而又和谐地统一在她身上。明知自己是被包养的，和三个“包公”应该只有金钱肉体的关系，但她却一而再的动真情，对这三个男人都不用戴套，结果AIDS、梅毒一再被吓、一再验血；对姐妹看不惯的、在她眼里不上进的，出之以脏话，转个手“卖掉”，实质只是性格较烈、领导风格的问题，并没有影响对这些姐妹的感情；对血亲，尤其是母亲抚养的女儿，她是非常在意的，女儿口中的一声“妈妈”，她眼中的一串眼泪，没有刻意去撕扯人们的感情，却一再利用“眼泪会传染病毒”这一媒介，将作为母亲的真情与其困窘的处境和电影整个戏剧情境融合在一起。
余安安饰演的干练型中年妈妈生，极为得体，从容地周旋于主顾之间，在利益与良心之间能做出恰当的取舍，有时小小地耍一点儿权术驾驭手下不听召唤的小姐，总体来说这个人非常适于这个社会、性服务业这个生态环境。演员选择也得体——想不到当年的周润发、刘德华心上人，《陈真》中的方志芯人到中年会这么干练，一个字去评价就是“得体”。
蒋雅文（妹Nana）、董敏莉（姐），一对来自海边农村、家有残疾老父的姐妹，是众小姐中最不幸的，大概也是最典型的“为生活所迫”。见不得光，不敢恋爱，不敢让亲人知道，没有幸福，没有未来，与北姑的身有所依、希望在望正成了残酷的对照。但这毕竟是香港片，结尾让这姐妹坐在一起，打起共同抛弃过去、做好小姐挣足了钱回家看父的主意，给观众透露了希望。
陈苇庭，一个长挑白晳的模范妓女，下海七年的“北姑”，洋名Happy，真是从头到尾、每天带着日本空姐的微笑Hapyy的拉客、迎客、接客，不放过每一个赚钱的机会。从姐妹口中，知道她在家乡的老公非常本分，寄回去的钱他一分不敢乱花，捐给乡里办学，他当校长，留着副校长等妻子上岸回来，就可成为家乡的功臣和社会名流了。这样的妓女、这样的丈夫，在中国大地上并不罕见，他们凭着良心做事，老实本分，把女人的卖肉钱净化为希望工程的捐助，换来了地位的变化和灵魂的净化，最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这样的女人，本来我觉得没有多少戏，只是Happy、敬业的妓女嘛，在众多同业的灰色人群中算是一枝独秀；然而，这位模范妓女也有她的内心世界，在游泳池边因朱茵无意识的无礼而作了一次爆发，原来这位模范妓女是整部影片脏话最多的人——让我们看到了她在想什么，她其实有着同样的痛苦、同样的对痛苦的敏感——她只是极力用Happy的信条来支撑自己、克制自己，才没有在七年的皮肉生涯里崩溃。对照她卖身办学的高尚追求、天真的理想、永远微笑的善意面孔，她内心的苦处更易令我们身在大陆的同胞共鸣。
邓健泓，一个歌星般样貌跟气质的舞男，心理有些变态，总喜欢拿了侍候女人挣的钱到夜总会，找个小姐尽情辱骂、侮辱。其实这是心理不平衡，从有钱的女人身上失去的，要从侍候男人的女人身上找回来。结识李逸朗，一个想变性还没做成手术，打扮虽妖，却十分娇柔、比女性还女性化的“人妖”，两个妓男迸出了同病相怜、身心共爱的火花，这时你就相信达明一派的《忘记他是她》所传达的“两情相悦时两性相忘”，是完全真实的，简直太贴切了。私意以为，这两位男性性工作者，在全部演员皆有上佳表现的《性工作者十日谈》电影中具有最佳表现，而两人中李逸朗又稍胜一筹。且看“她”开场不久照顾神志不清的“恋人”警察扫黄组探员卢惠光，那份对爱情的珍视，对情敌的在意，以及随后对金钱财物的看重，神态低沉，态度执着，活脱脱一个纯情而世故的小女子；随后，看到她的新男朋友，当红舞男邓健泓，一在富婆身上付出太多心理失衡便上街（夜总会不去了）拉个妓女作践，以找回心态的平衡，她愤怒地摔下伞与其争执：“难道她们不是人吗？你这样糟蹋我的姐妹，我心里能安吗？”一个在心理上完全把自己女性化的人，身上的人性之光，心中的敏感和善良在这些戏剧动作和言词中，洋洋而溢出。
邱礼涛的《十日谈》虽然平易而写实，但决不是流水帐，甚至比大多数卖弄快节奏和戏剧性的港片更引人入胜。不要说伪纪实的《老泥妹》、《无人驾驶》一类作品无法比，就是导演《香港舞男》、《现代应召女郎》、《风尘三女侠》的钱永强、林德禄等人也远远无法匹敌，他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手。因《十日谈》并非平铺直叙或故作波澜的“流水帐”，而是导演手法纯熟高妙的作品，将多个不同“工种”、不同经历背景和性格特点的性工作者，彼此纵横连结，既交待清楚了每一个人的特点，又彼此交织成一对对的复杂矛盾，以时间流程为框架，有条不紊、要言不烦，头绪丝毫不乱，平凡的从业生活居然有多个小高潮，最后还以“夜总会关门、公司解散”、“舞男被砍”而推上了香港片一贯的戏剧性顶点，“感动而不煽情”，其编导技巧和拍摄手段确实达到了当代薄加丘的水准。
最后我想谈谈性服务与享乐问题。影片中的社会工作者对陪侍女（我认为这应该是一切出卖皮肉为谋生手段的女性标准称谓——陪侍女）们说：娼妓的存在，足以证明社会是有性服务的需要的。这话一点没错，一切社会都有性需要，一切统治者也不能根本消除娼妓和性交易。《毛的中国》法国作者60年代文革前来访中国，直言不讳问解放军士兵的性需要问题，这些士兵却避而不谈——难道士兵们的性需要不是一个问题吗，难道士兵们的性需要不需要解决吗？只是回避问题，并不能消除问题的存在，更不能解决问题。60年代中国是没有公开的娼妓，但那么多老干部在招待所里跟女服务员弄出了问题，当时总政主任在文革中躲避风头还搞大了招待所女服务员（可能是女兵）的肚子，难道这些人不是在满足性需要，他们之间的利益交换不是性交易？当前社会极大发展了，人的物质和生理欲望极大膨胀，其实并非今天比过去膨胀，物欲、性欲平空见涨，而是人性本来如此，饥寒之时被压抑、掩盖了，饱暖之时才解放了出来，由于昔日的压抑反而今天的暴露相对更加来势凶猛。不管是哪一朝哪一代、哪一家哪一路的统治者，都应该正视社会的性需要才行，都要设法加以解决才行，以为性需要只能在家庭中满足而且家庭居然一连数十年都能够满足，那只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的幻想，甚至理想主义者也不会作这样的幻想，那只能是无视民生的官僚主义者一厢情愿的设想。
性需要绝对有其正当性，是人权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真正保障人权，就必须保障人们正当满足性需要的权利，通过买卖，购买性服务满足需要，这在理论上应该视为正当途径，因此，要保障人权，就要将购买性服务的行为非罪化；同样，与性需要应运而生的，从事性服务的职业者，是以身体及生理机能为资本进行就业，这是生存权、就业权，也是人权的基本组成部分，按照同样的原理，出售性服务应该视为通过就业求生存的正当途径，没什么不正当、不道德的，从根本上讲，应将买卖性服务的行为非罪化，没有暴力强迫和故意传播疾病等因素，政府不作过多干涉。
请注意《十日谈》中舞男的话：富婆找小白脸的路子太多了，现在只有家庭主妇才到鸭店来。那么多家庭主妇，要满足她们太累，总要你不变心还给钱少。我们印象中，家庭主妇应该是与性服务绝缘的，甚至是性服务业的死敌，因主妇在家中的最根本职能本来就是提供性服务的，但结果她们在某些方面成为性服务业的参与者，这足以证明“性服务业不正当、不道德、破坏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说法是说不通的，也不符合实情。
2007-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