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ovier - 极影客

    乔治亚州立大学的夏季课程表，沉甸甸的，我试图选一门有趣的玩意念。我在深渊里。埋头写和画，早上咖啡，中午茶，傍晚喝着酒，把自己燃成一副火把继续赶路。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同行者,我丧失了以往用中文交换创作绝望与希望的任何旧人。旧日情人比普通读者更不能指望。旧日最贴心的编辑，无以理解自我放逐到遥远的我的内外处境。没有任何人能够帮我寻找方向，甚至标记一下我的脚下正在何处。清晨时候，盯着酒瓶，不想歇脚，也不知往哪里奋笔。

以美式日常经济的精确要求，我填写着一张张要付的帐单上小数点后面的两位数儿，本能地，勾出大学电视课。美国大学是老少都能念的，有人会一门一门陆续念，累积学分，攒出大学学历。我不要学分，于是，人家念一门课交500多块，我花一半不到，226块。报电视课的人非常多，人多到，收不收我的226块，要带了简历跟讲师面谈，而讲师教完暑期就要去电视台了，急不可待着提前收摊，房间极乱，象是遭过抢劫。简历里影视创作和出版的我，让黑人讲师眼睛亮起来。他可能有点吃惊，可能没收过这样的学生，忘记盘问我为什么要听课，于是，我也没机会表达，虽然我电视资历看起来不低，但是我对拍摄，对剪接一门不摸。必须换了巨大时空，你才发现自己并没有抓住所有机会，学得太少，我想跟谁说后悔呢？    

我立刻感到后悔。照着老师指定的，我到学校书店买了本电视教科书，翻了一下问自己，难道我需要用英文重读一遍显象管三色原理？教室也是拍摄棚，围着圆圈，听着老师讲导论，我看着被挑上的同学。40多个年轻男女，从穿戴上能分出两种人。一种人穿得朴素，牛仔裤，汗衫。一种人穿得妖艳，满脸重涂抹。前一种学生跟我一样，是看上课程动手的部分，后一种学生全是女生，想上电视台当主持。要听四个星期才能上手练，我失去耐心了。我又翻开大学课程设置，看我放弃的电影课。电影远不如电视火热，夏天只开了一门，开课目标让我烦，教如何写影评。开课题目大到让我联想起中世纪：“好莱坞的文艺复兴时期”。

　　我穿过大街，照着手册的指点，在城市另一个地方找到教室。课间15分钟休息，我跳了旁听，抛开后一半电视导论，进入后一半电影导论。

　　

休息后迈进教室来的电影老师看到我一愣。我挥挥注册的小条，老师放我一马，说他只讲导论，回头跟管主课的老师理论好了。导论老师是位上年纪的胖子，在继续讲课之前，对我这个插班生多关照一句：“啊，你错过了美国电影开创初期的好玩部分，现在准备着听检查制度吧。”

　　我哈哈笑起来了。

　　1). 啊，检查制度！

我的美国同学，年轻，低调，相比之下，我越来越活泼。老师转过圆圆的肚子，索性对我这个插班生宣讲起“美国电影沙皇”威廉·海斯（William Hays）和他的《伦理法典》（Motion Picture Code  1930年公布）。

　　

  《伦理法典》祭起的时候，战争片、航空片和强盗片的花样立刻受挫，不过好莱坞还是撑了一阵子，到3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天主教的主教成立了“道德协会”，掀起一个严格实行《伦理法典》的激烈运动。这一下银幕上真干净了，影片中的土匪成了用来劝善惩恶的角色，圣经常常和机关枪扫射同时在画面上出现。美女的展览也受到限制，明确限制裸体，接吻时间不得过长，性感表现不得色情，美女是只可仰望的圣女。但是，也有对抗的电影。

  比如《飘》（Gone With the Wind  1939年）。
  电影结尾处有一段经典台词，女影迷认为经典台词是郝思嘉终于说：“请听我说，白瑞德，这些年来，我一定一直都爱着你，只是我自己不知道。” 学院派告诉我们，经典在于白瑞德的回答：“坦率说，太太，我根本不在意。”（Frankly, Madame, I don't give a damn.）damn，直译是，混帐。

  《飘》的故事写作地点，离我听课的地方不远，当年这个电影世界首映式的剧院，与教室几步路距离。《飘》赞美战败的南方，南方联军邦盟主席的女儿特地来参加电影首映式，这位盛装的贵族太太听到结尾一句“混帐”字眼的时候，当场晕倒了。（我听得乐晕了。）这句台词成了一个事件，好莱坞居然坚持不改台词，胖老师对着我由衷地赞美“混帐”。

　　

电影课好象在考验学生的伦理信念。课程全部设在中午，从11点到2点15分。我临时插入，什么都没带，连零币也没有，只有一张信用卡，没法儿在自动售货机上买吃的。听着人家的检查制度历史，居然让我不饿，不渴，没来由地抖擞起来。笑，像一道来历不明的阳光，把汹涌着素材的内心照得通透。艺术在天下到处被修剪着，被意识形态、宗教、金钱，被所有非艺术的标准残酷地修剪着。然而，随处张望一下，就比如这美国电影吧，不也就这么通俗地，大众化地，绕着弯地，继续走入一段深刻之途，走入它的文艺复兴。

突然地，我从孤独挣扎的绘画与小说的深渊里拔出来了，像看电影一样，站在内心深渊的边缘向里看自己：就算你失去一切讨论的手段又怎么样，就算你剩了绝对一个人，你绝对不是最难的啊，想像力，到处地，永远地在寻找各种各样的生存缝隙，没了任何人，那就自己吧，就像拍电影一样，换着角度，近观，远望，慢慢地收拾自己这副材料!

到走廊上喝口自来水，挺精神地听第二次检查制度。我预先知道，麦卡锡和“共产主义”威胁。好莱坞自己内部掌握着黑名单，使许多优秀导演、编剧、演员长期甚至终身失去创作生涯。我因为创作被批判过，大学毕业无法分配，曾经好一阵子没有工作，于是，听着这些他人的历史，要比美国学生更会心。我仍然笑着听，把老师笑糊涂了，他开始凝视我，我开始沉默，老师似乎仍然在对我独白，一个大课堂上，好象只剩下我俩。

　　我一路听课，一路反看，天下向往且仇恨的好莱坞，人人主看豪华，而在我看来，真是危机重重，用股票市场的曲线表达的话，是历史一路大起大跌。每次大跌之前，就像美国股市表现似的，是看似繁荣高涨作着危机到来的前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年里，是美国电影征服全世界的全盛时期，外国影片在美国两万家影院上映节目中完全被消灭，美国影片当时在世界各地像21世纪一样，占着上映节目的百分之60到百分之90。接着，有声片把好莱坞声势哇啦啦抬到顶峰。有声片和电影发明一样早，但是美国迟迟不拍有声片，这跟艺术家（包括卓别林）反对关系不大，也并非是技术原因，而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对白片妨碍好莱坞影片在国外的销路。巴黎第一次上演美国对白片时，观众就喊叫：“用法国话说吧！”在伦敦，英国观众对着几乎听不懂的可笑的美国腔直起哄。但是有声片的趋势势不可挡。第一部“百分之百”有声片（当时说法）《纽约之光》（The Light of New York）迟到1929年才出现，当有声片时代一到，很多默片明星下岗了，因为不会说话。而好莱坞史称“黄金时代”（30年代到40年代末）来了。

　　但是，仔细想，1929年恰是黑暗时刻到来，是美国股市崩溃，华尔街人跳楼，大萧条到来了。失业的人暂时躲入电影院的“逃避之乡”，好莱坞因此得的好光景并不长，一方面在《伦理法典》的严格修剪下，另一方面，到1933年的时候美国失业率高达百分之25，四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失业，无数中产阶级变成穷人，失去拥有的住房，曾经梳洗干净的孩子成了脏兮兮的流浪儿。经济坏到这一步，寻找充饥的食物是每天一睁眼的全部生活内容，还有多少人进得起电影院呢？如果再考虑，二战一来临，美国电影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国家是被禁演的，当法国电影“新浪潮”主将楚浮（Frederico Truffaut）看到《公民凯恩》（Citizen Kane）的时候，是那部电影作出6年之后了。那时欧洲倒是解放了，为了在大战废墟上重建生存，美国电影进欧洲的市场份额也增加了限制。二战之后，麦卡锡主义又从内部严酷地清洗好莱坞，制作受到极大影响，好莱坞制片厂转向做其他生意。当1952年宽银幕出现的时候，电影的毁灭性敌人，电视机，已经提前降生，1950年美国有500万台电视，好莱坞沉底沉得好惨啊。

不知道哪个美国学生像我这样听课。我16岁不到当农工，开始独立生活。当然，身边的美国孩子也差不多，18岁一到，老爹给开个银行户头，踢出家门了。不过，我的成长经历让我目睹一种国家公有制的转型方式，然后，日日体会着头号资本主义如何运行，生存上要比从前制度给我的压力更大，更直接，抠出帐单里的小钱旁听电影，用这等训练和感受看电影的残酷一面，我居然挺体贴好莱坞的。笑着，想着，半在课里，半在课外逍遥着，直到主讲老师把我堵住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