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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豪放女》：从鱼玄机到崔莺莺

 
当一种命运成为历史中的惯性，就形成了“类型”之说。自古以来，有一类女人，她们的命运多少是一样的。那就是有才、有貌，却没有好下场。
女子有貌，称美女；女子有才，称佳人。自古美女配英雄，才子配佳人。但，美女多为祸水，死于非命；佳人多数薄命，碰到的尽是无情才子，死于忧郁。
此一类之典型，无论哪朝哪代，总得出那么几个，以至于积攒了几千年下来，多得不盛枚举，历代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直至今日，再提恐怕也趋于老套，当时纵有悲情可感天动地，也抵不过时间的流逝，终归，言之者无趣，听之者乏味――都过时了。想必这些阴魂不散的传奇中人，在时间的造化中，经过几翻世事流转，时代颠覆，也都各化各形，各走各的路去了。没有什么是天荒地老的。
邵氏的老片《唐朝豪放女》，拍的是唐代才女鱼玄机的故事，鱼玄机出身士人家庭，从小就有诗艺才能，是远近出名的神童。幼年丧父后，家境贫困，无以为生，被当时的文人收养，后又情感受挫，做了道姑，再后来，则自我放纵，成了长安名伎，因发现身边侍女绿翘与自己的情人暗中偷情，遂杀害绿翘，后事情败露，被当众斩首。
我想《唐朝豪放女》应该属于香港三级片里比较追求“文化”内涵的一部，片子拍得还算精细。鱼玄机被演绎得相当“现代化”，以至于：狂躁有余，韵味不足。过于强化她的性别压抑，却少了几分女性的温柔，虽说鱼玄机是当时出了名的反叛才女，但她笔下的千古佳句也是“易得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可见鱼才女叛逆的出发点不是要争取什么“女性独立”，而是苦于寻不到一个“有情郎”。此即为“古代”跟“现代”最大的差距，一个古代女人，觉悟再高，恐怕也难高到像电影里鱼玄机一再说的“女人也可以靠自己”那儿去。任她再无视礼教，再才华横溢，再特立独行，也还是那个时代的人，终归是要被笼罩在时代的大环境之下。当然了，电影对历史人物的“现代化”处理是正常的，不这样，倒会令今天的人难以理解当时的人。
要寻当时人的意韵，恐怕还得去书里找。关于鱼玄机的记载太少，后来王小波倒是在《寻找无双》里，对她大书特书，是偏于荒诞的想像。不过，另一个唐朝女子，却值得一寻，关于她的事情，记载与流传得都比较多。
崔莺莺。中国古代才子佳人的代表人物。《西厢记》里，她大概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佳人――却是“改编”出来的，要寻原型，得看唐朝元稹的《莺莺传》，那里明明写着：张生一去不回，莺莺另嫁他人。
张爱玲跟胡兰成谈什么姓氏比较好时，说喜“崔”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崔莺莺”。其实同出于元稹笔下的，还有另一个崔氏女子――崔微。同样，是一位惨遭抛弃的“佳人”，元稹大概对这类不幸女人情有独钟。而张爱玲与胡兰成，自不用说，“有情佳人，无情才子”的典型。也就难怪，张爱玲要喜欢“崔”姓了。
《红楼梦》里说《西厢记》是本淫书。何为淫？古人说“乐而不淫”。沉溺于乐，既为“淫”。所谓“浸淫”，也是取“沉溺”之意。《西厢记》里的“花好月圆”，己超过了“乐”，完美得过了头，便接近“淫”了。而这完美过了头的来源，恰恰是那遗憾得过了头的《莺莺传》。“乐”与“淫”，都似在苦水中开出的幻影之花。
历代文人对唐传奇里的《莺莺传》质疑推敲，多认为元稹即为张生。对莺莺的原型虽无从考证，但从莺莺“低三下四”的态度和“生活作风”推测，莺莺并非“大家小姐”，而是身份低下的女子。是娼伎、艺伎、还是所谓伶人、廋马？抑或是道姑、尼姑？不得而知，在古时，这些身份中的许多女子，都是文人雅客们身边必不可少的“佳人”。特别在唐代，男人们喜欢动不动就将无法安置的女子送进道观或寺院，与宗教信仰无关，却似阉割男人般，剥夺了她们性爱与婚姻的权力。清净之地是关不住红尘中人的，其最为“突变”性的结果，是从寺院里，走出了个千古唯一的女皇帝。
唐代的女人实在丰富多彩。唐之前，出名的女人多见于政治谋权中的牺牲品，或是王孙贵族、后宫佳丽。而唐代的传奇里，却充满了各式民间女子的故事，才子佳人的“情感故事”一子下多了起来，普遍得有点像今天的“婚外恋”，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社会问题了，这大概源于当时价值观与社会制度的脱节。一方面，唐朝的性别观念比其它朝代要开放许多。想想，皇帝那儿都可以容许儿子娶他老子的爱妾，何况民间乎？乱伦都可以被默许接受，何况乱搞乎？当时的文人与妓女交好，是相当之普遍的事情，没有任何道德负担可言。文人骚客们整日与各式身份的美女佳人吟诗作赋，高谈阔论，宛若红颜知己，不分彼此，这些都无形当中扩展了女人们的眼界见识、滋养了她们的自我意识。但另一方面，传统的门弟等级观念又不会因此而不森严。于是，才子们可以与佳人未婚同居，最终为顾及仕途发展，社会地位，却多数不会真正娶她们。这就使得“始乱终弃”的幽怨故事层出不穷，相较于其它朝代更甚。
说回崔莺莺，元稹作的《莺莺传》，写出了一个人见人爱的莺莺，却在结尾，大谈“道德品质”问题，把这个可爱的女人说成“妖孽”。其前后态度之脱节，令人生疑，难免后人要揣测怀疑。撇开其它考据不谈，单从《莺莺传》的行文立场推断，假设元稹就是张生，则显得古怪造作，元稹怎么可能把自己写成这样一个“口不对心”的人。既使他是虚伪的“卫道士”，也不至于将自己的虚伪，自我暴露到这种程度。所以，我倒认为元稹不一定就是张生。但，假设莺莺不是什么大家闺秀，而是“非正常身份”的女子，却似乎非常合适，立刻为人物的行为找到了非常合理的身份依据。而《莺莺传》之所以好看，正在于莺莺跟张生交往的来回过程，将当时“非正常”男女交往间幽微的关系，描写得淋漓尽致，且看当时的才子佳人，是如何谈情说爱的：
第一个回合，张生去求红娘，还给莺莺写了情诗，这是名副其实的才子作派。莺莺给他回了首幽会的诗：“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暗示叫他晚上来，这也算是名副其实的轻浮作风，证明莺莺对怎么跟这些文人骚客调情，是深韵其道的。
张生喜出望外，趁着夜色就去了。没想到从暗处如仙女般走过来的莺莺二话没说，义正言辞跟张生讲起了“礼数”。 这是张生的第一次想不到。
对应元稹后来在《莺莺传》里的具有“教化意义”的结尾，这真是一个讽刺性的做法。可见，莺莺虽然喜欢张生，但对男人的虚伪与体制的危险是一清二楚的，她也完全知道要怎么样“保护自己”。虽然喜欢张生，却还是矛盾，在犹豫，究竟要不要越出雷池，去冒险？终归后来还是决定，豁出去了。
结果，张生郁闷而归，以为没戏了。第二次的想不到却又来了，一天夜里，莺莺突然“抱忱而来”，非常突然，也没调情，也没来写诗那一套。这个女人干干脆脆得去“献身”了，实则令张生意想不到，始料未及。
献完身，也不谈情说爱，也不海誓山盟，就消失了。张生摸不着头脑，还怀疑是一场梦。
这回，终于开始写诗了。写了首诗托红娘递过去，莺莺又来了，这次较稳定地相好了几个月。张生说要走，莺莺也不多问什么，非常含蓄，只是有“愁怨之容”。张生走前，她也不相送，也不叮嘱，干脆再次消失了。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莺莺一直不说话，一直玩消失，是因为她很清楚，自己是非常被动的，但她却并不索要誓言――“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
《莺莺传》中还特意写道，莺莺善长很多东西，却从不外露，很内敛。张生想要她呤诗作对，鼓琴奏乐，她只装作不会。
张生不曾想过，那些既是她的才华，又是她谋生时卖弄的“演技”，她对他真心，就不再想要有丝毫“演技”，只想做个最质朴的女人。不仅装作什么都不会，甚至连“喜愠之容，亦罕形见”。
莺莺是压抑的，因为她想做良家妇女，却明知道自己己然将良家妇女的行为准则弃之一旁了。莺莺也是分裂的，一面是干脆大胆的“献身”，一面却又用最传统的道德观来贻低自己：“自献之羞”、 “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其实这般矛盾，不是真的愚蠢、自视低贱，一个女人在一个男人面前贬损自己，意图只在于澄清历害关系，教男人明白自己的尴尬处境。莺莺将自尊作为赌注全然压在了爱情上，指望的是，张生可以给她尊严――有“情”，就应该有“敬”。
张生一再表现得“情深意长”，所以莺莺也抱以希望，明知这希望渺茫，还是写了那一番掏心掏肺的话，将心里的委屈一泄千里，也发了最不留余地的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把底牌全部亮出来了，近乎恳求地要这个男人能给予她尊严和结果。
结果，张生非旦没有给她尊严，还用最为严重的方式，伤害了她的自尊，不仅不回她的情信，还将她的信给朋友们看。其行为，可谓卑劣到了家。偏偏男人还将这“卑劣”视为对“妖孽”的“忍情”，何等软弱之人！想李安腻腻歪歪说什么“色易戒，情难防”，元才子当年只“忍情”两个字，就抵达了男人虚伪之高级境界，直奔“无欲则刚”的最高修练等级！引用他后来的一句诗，这才叫“半缘修道半缘君”！
至如此，莺莺哀莫过于心死，一年后，嫁与他人。若干年后，张生对“妖孽”还念念不忘，又非要见莺莺一面，莺莺回绝他的诗是这样写的："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　意思是说：我是被你伤害了，我为你憔悴，也为你感到羞愧。
没有半句憎恨咒骂之言，是因为不想对不起自己当初的一片真心。只一声叹息，足以令张生无地自容。
没有见他。张生临行了，莺莺却不忍，又给了两句话："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说：你当日的抛弃，现在不值一提，都是我自己愿意的。言外之意是，你不用为此感到愧疚，耿耿于怀了。将当时你对我的情意，用来珍惜你现在身边的人吧。
当时他对她那般绝情，现在，她却还承认：他是有那么一份“旧时意”的。何等宽容之女子。
“易求无价宝，难道有情郎”―― 对爱情死心后的鱼玄机说好听是“相思成狂”，说不好听是“丧心病狂”，在男人的世界里大闹了一场，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只是迅速地死去。
崔莺莺呢，好好地嫁了人，好好地生活，余生再没有见张生一面。她亦没有像霍小玉那样，哭闹至死，变作厉鬼，也没有像杜十娘那样，愤然投江，化为恨水。女人端正贤良至此，才是尊严。
也许正是因为莺莺具有这般人格力量，才有了后来由悲至喜的《西厢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