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ovier - 极影客

　　　　中国电影缺少纪录片的历史，从1949年以后，纪录片实际上成为一种政治宣传片的代名词。一般纪录片就是国外元首来访问，新闻演示文稿式的，不把纪录片作为一种电影正经东西出现，这样，电影的记载功能就渐渐给忘却了。
　　　　本篇所说的新纪录电影是1990年代存在于体制之外的“边缘纪录片”（不包括通过国家电视台体制内运作，以栏目的形式存在，代表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和视角的电视纪录片），是建立在对传统政论风格纪录片的一种反动而产生的新运动。
　　　　新纪录电影运动开始是以“地下”、民间的形式和往国外电影节送展的方式推动，目前是通过VCD、DVD、酒吧放映等“自动、自由”的传播方式在民间广为开展的。
　　新纪录电影运动产生于1980年代末期，以散兵游勇的状态兴起或者说它的萌发完全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曾在昆明电视台工作过的吴文光凭着朦胧的感觉拿起了摄影机，对准他周围的“盲流艺术家”，便有了《流浪北京》的诞生。尤其片子的拍摄横跨了1989年的政治事件，而格外引人注意。同时吴文光的行为也暗示了这种独立制作人存在的可能。
　　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康健宁的《阴阳》，杨天乙的《老头》，朱传明的《北京弹匠》，雎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杜海滨的《铁路沿线》，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赵亮的《纸飞机》等等，这些纪录片在短短几年内不断涌现并在国内外名目繁多的纪录片奖项中得奖。其中有好多制作人都是第一次拍纪录片，而且不是专门的纪录片工作者。这些新纪录片人的出现，似乎标志着一个“业余影像时代”的到来。和1990年代早期的“新纪录片运动”不同的是，当时的纪录片工作者，无论是吴文光、段锦川还是蒋樾等人，大都有在电视台工作的背景，他们是苦于不能在传统体制内进行真实的表达，才选择了独立制片的道路。而当下年轻的纪录片创作者们则多半不在专业影视从业人员之列，他们或者是还在电影学院读书的学生（如朱传明与杜海滨，拍片那时尚未毕业），或者是流浪北京的青年，甚至是像杨天乙那样原本对影视制作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他们用来创作的器材，除了雎安奇使用了16毫米摄影机和总共20分钟的过期黑白胶片，显得稍微“职业化”一点，其他人则是靠数码DV甚至超8家用摄像机完成了自己的作品。虽然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视听方面的缺陷，但这些新纪录片人却以影片内容的真实性与原创力震动了国际影坛。这些奖项不仅仅是对这几位纪录片导演的褒奖，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他的才华、毅力、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简陋的摄影器材，成为一位“真正”的纪录片导演。而且他们关注的对象大多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像王芬把摄影机对准了自己的父母（暂且不管这样做带来的某些伦理问题），“新纪录片运动”似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仿佛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全民健身运动似的“业余影像时代”的狂欢。
　　　　

下面是关于新纪录电影的主要作者和部分影片介绍：

吴文光

　　吴文光作品年表：
　　1990：《流浪北京》
　　1993：《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
　　获奖记录：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小川绅介”奖
　　1995：《四海为家》（《流浪北京》续集）
　　1999：《江湖》
　　
　　　　吴文光，1956年生，云南昆明人。198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电视台编导。1988年春来到北京。
　　　　一个流浪艺术家拍下了5位流浪艺术家（张慈、高波、张大力、张夏平、牟森）的生活。中国大陆早就产生过流浪艺术家，但从没有被新闻媒介报道过。吴文光第一个用摄像机忠实地记录下这个现象，尽管至今没有在电视台播放，但以“手抄本”方式在我国影视圈广为流传，加上口耳相传，在同行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及争议。这部片子可以看作新纪录电影运动的开篇之作。——《流浪北京》
　　　　主体是徐友渔、田壮壮等5个红卫兵对文革的回忆。7个标题（1、长在红旗下；2、加入红卫兵；3、拿笔作刀枪；4、见到毛主席；5、砸烂旧世界；6、建立新世界；7、回到九二年）下，除了穿插文献片片断、郝志强的漫画外，还插进眼镜蛇摇滚乐队为此片创作排练及演唱主题歌《一九六六》的过程。片长3小时。——《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
　　　　《四海为家》的主人公全部来自《流浪北京》。曾经“流浪北京”的艺术家，5年之后在《四海为家》里，各自有了新的生活状态：理想的、无奈的、不安的、麻木的……。片中小标题里，写有他们定居国的国名，如：家在中国；家在法国；家在意大利；家在奥地利；家在美国。——《四海为家》
　　　　《江湖》记录了一个民间的“表演大棚”在城市周边的村落里演出--跑江湖卖艺的经历。用吴文光自己的话来说：“‘江湖’是一个非常中国的词，其暗指大概是身体离开习惯支撑的土地之后，漂浮在凶险难测、前途未明的‘另一种生活’之中。所以这部片子里的人们经历的并不是一种吉普赛式的生活，而是被迫出门、上路，然后梦想着有朝一日挣到钱回家。这种生活注定与浪漫无关。”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影片里，大部分时间都是记录这个名叫“远大歌舞团”的表演队在迁徙——驻扎——演出——再迁徙之间的日常活动，譬如演员们身着演出服装沿街宣传、请当地的公安人员喝酒吃饭以及这个大棚内部成员之间的明争暗斗。

段锦川

　　段锦川作品年表：
　　1986：《青稞》
　　1988：《蓝面具供养》
　　1992：《青朴——苦修者的圣地》（与温普林合导）
　　1994：《广场》（和张元合导）
　　1996：《八廓南街16号》
　　获奖记录：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
　　1997：《天边》、《加达村的男人和女人》
　　1999：《沉船－97年的故事》
　　2002：《拎起大舌头》
　　2002：《爱情战争》（与蒋樾合导）
　　
　　　　段锦川，198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之后长期在西藏工作，1992年回到北京。
　　　　《广场》以北京天安门广场这一个中国人最熟悉的场所为展示空间，冷静、客观地记录了广场上形形色色的人们的生活片断和状态。全片没有具体人物、没有矛盾冲突，导演剔去现实的色彩，静下心来观察每一个局部，每一段时光流逝的过程，最终，一个具有历史真实感和象征意义的广场赫然显现在黑白胶片之上。把天安门广场当作一个剧场，每天川流不息的人群在那里自动上演各种仪式行为，表达的是政治在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的体验。
　　《八廓南街16号》的拍摄地点是西藏拉萨最主要的街道八廓街，南16号是当地居民委员会所在地。整个片子拍摄的是这个居民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其中大量的篇幅是开会，不同的却又类似的各种会议，作者对“开会”表现出独特的痴迷，因为会议是一个各种力量汇集的公共空间，信息高度活跃的“场”地，无声的和有声的对话在明处和暗处进行着，既是“戏剧化”的，又是熟视无睹的，这样摄影机就可以担当“发现”的任务，而作者则隐忍在摄影机的背后，这是一种以“客观化”为风格的叙述策略，也是直接电影最鲜明的风格，它最大的功能是可以营造一个具有丰富阐释意义的隐喻。这部片子在整体上是理性的和分析的：对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分析。其结构严密，内容与形式相融无碍，简洁有力。较之《广场》，更体现出美学上的成熟。

蒋樾

　　蒋樾作品年表：
　　1995：《彼岸》
　　1998：《静止的河》
　　2000：《幸福生活》
　　2002：《爱情战争》（与段锦川合导）
　　
　　　　蒋樾，1988年从中央戏曲学院编剧系毕业，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因为不喜欢故事片的拍摄方式而离开，1991年、1992年两次赴藏拍摄纪录片。其他作品还有：《喇嘛藏戏团》(1991)，《拉萨雪居民》(1992)，《天主在西藏》(1992)，《东方三侠》(1993)，《票友》(1993)，《上班》(1993)，《矿工》(1993)。
　　　　《彼岸》讲的是一群没考上大学的外地孩子的明星梦。他们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了戏剧导演牟森主办的一个班。当时牟森正要排一部戏，是根据高行健的《彼岸》写的一个实验剧《关于〈彼岸〉的语法讨论》。 牟森就带着这14个孩子排这部戏，排了四个月。这个戏一直在讨论彼岸是什么，有的说彼岸是一个名词，有的说是一个动词，有的说没有彼岸。他们在北京电影学院连演七场，每次演完了那些孩子都哭。很多艺术家都去看了，给了很高的评价。三个月后作者再次见到这帮孩子时，他们已经被那个瞬间粉碎的大梦扔回到残酷的现实中，漂流在北京城里，“明星”又还原成普通人了。有的女孩成了歌厅门口招徕顾客的小姐，有的男孩骑着车到处给人送方便面。又呆了四个月，实在撑不住了，就纷纷往回走。作者跟了其中的三个孩子回家。这三个孩子特别不服气，回到石家庄的农村，又自己弄了一出戏，叫《一只飞过天堂的小鸟》，然后在自家的地头上，给三四十个老头老太太演了一场，看完了他们鼓鼓掌。那出戏一开始就在修理一台拖拉机，到最后也没修好，后来一群人在荒野里推着拖拉机走，他们的梦就此消失。
　　　　《幸福生活》像是《彼岸》的一个续编。蒋樾记录一个车站与两个车站工作人员的生活。他们的“幸福生活”。刘永利需要物质——具体为一处好房子，来获得自己的幸福，傅建生需要情感——具体为一个能理解自己的爱人，来获得自己的幸福。他们都努力地在现实中或者回忆（想象）中达成自己的理想，而生活事实上非常嘈杂的。事实上这种生活也还不是困苦到过不下去，但是实在欲振乏力。可能性已经降到很低很低，容不得人们再谈什么“理想”。——这个片子里，没有人用“理想”这个词，更没有人用“彼岸”这个词。他们只谈“生活”，但是他们所向往的，或者努力建设的“幸福”，何尝不是“理想”与“彼岸”从二十岁到四十岁的一个变格。

 

杜海滨

　　杜海滨作品年表：
　　1999：《窦豆》
　　2001：《铁路沿线》
　　获奖记录：中国首届独立映像展最佳纪录片
　　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特别奖
　　2002：《高楼下面》
　　
　　　　杜海滨，1972年生于陕西宝鸡，200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系。
　　　　杜海滨是在手持一部家庭摄影机为一部剧情片踩外景地时，发现了这群在宝鸡铁路沿线靠变卖废品及偷盗为生的人们，最小的年仅九岁。无家可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打工被骗、遗失身份证、父母离异等。这些被阻隔在主流社会及主流媒体之外的人们在摄影机前开口讲述自己的故事，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杜海滨说：“在任何一个城市的街道上，都能看到这样一些人，也曾经有过一种冲动，想走上去与他们交谈聊天，但因为缺少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都被他们警惕地回绝了。这一次，算我走运，我轻易地走近了他们，并开始了一次既无准备又充满刺激的拍摄工作。”这是一部非常平实的作品，作者最大的成功在于，他用一种平视的眼光观照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使得这些平常在我们眼中具有某种标签身份的人拥有了丰富多彩的个性，并且散发出人性的光彩。——《铁路沿线》

 

雎安奇

　　雎安奇作品年表：
　　1999：《北京的风很大》
　　获奖记录：澳大利亚国际独立电影节“最高喝彩纪录片奖”
　　
　　　　雎安奇，1975年生于新疆。19岁时在新疆创办红旗广告公司，后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1998年发起壕沟电影小组。其他作品还有《网》（18分钟，故事短片） 、《邮包》（45分钟，故事短片）。
　　　　《北京的风很大》既可以被看作是纪录片，更可以被视为一种行为艺术的影像成果。雎安奇和他的摄影师扛着摄影机奔波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逢人便问一句话：“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被反复抛给了街上的行人、干活的工人、路上的中外游客、住宅里的居民，甚至蹲在公厕里的一个本地男人……

杨天乙（杨荔娜）

　　杨天乙作品年表：
　　1999：《老头》
　　获奖记录：2000年第22届法国真实电影节评委会奖
　　
　　　　杨天乙（杨荔娜），女，1972年生，少年学习舞蹈，做过舞蹈演员、节目主持人、话剧团演员等。
　　　　杨天乙是中国新生代民间纪录片代表人物之一，《老头》是她的第一部纪录片。杨天乙创作《老头》动机颇显得单纯与感性：“1996年，我搬进北京青塔小区，有一天，我路过看见一群老头坐在大墙底下，觉得他们好看，就拿摄像机记录了他们。”其结果就是以两年的时间拍摄完成了一部名为《老头》的纪录作品。片子拍了两年，后期做了半年，从160多个小时的素材中剪出了90分钟，片中场景极其简单，基本上就是老头“扎堆”的街边和若干个老头的家里，画面朴实简明得确实毫无“技法”和“功夫”，但却使观者感觉到其中人物的心跳、呼吸甚至汗味。一种有关此片的观感是：做老人真是一件恐惧的事情。

康健宁

　　康健宁作品年表：
　　1988：《闯江湖》
　　1990：《沙与海》（与高国栋合导）
　　获奖记录：获“亚广联”纪录片大奖
　　1992：《生活》
　　1993：《公安分局》
　　1997：《阴阳》
　　2000：《当兵》
　　2002：《听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
　　
　　　　康健宁，1954年生，河北人。1970年代中期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此后将近十年在大学体育系做老师。1980年代中期进入电视台工作，开始拍摄电视专题片和纪录片。现任宁夏电视台副台长。中国纪录片的重要代表人物。
　　　　康建宁最成熟的作品是《阴阳》，拍摄的是宁夏西北的一个村子，叫陡坡村，真正的黄土高坡，缺水严重，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紧张。片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个叫徐文章的风水先生，也叫阴阳先生。康建宁最早注意到他是因为他衣服口袋上别的一只钢笔，他是这里的知识分子，方圆多少里人家有大事都会请他去算日子，定方位。他还有一整套教育儿女和别人的生活哲学，既有忠孝传家也有“五讲四美”，任何事情都要有规矩，政治的事情不要管，农民把地种好就行了，家和万事兴，……而这些大道理到了自己身上却变得可以灵活掌握。片中的主要情节都是围绕水来的，政府补贴他们打窖蓄水，农民们却乘机想多捞好处；通往水沟的新路要经过阴阳先生家的地，他和村长大打出手。在他勘探的好风水的地点打井却不出水，由于面子问题，他不肯承认失败，他和儿子们又艰苦卓绝地去打第二口井，这次有水却很少，又有塌方，他们讨论一番也就平静地放弃了这个才打好的井。在这里的生活中，“希望”就像这里的水一样，是那么的稀罕和珍贵。片子最后，阴阳先生身穿刚做好的西装，在替人做媒，他说，别看现在这里不怎么样，可挺过这几年就好了！
　　　　《当兵》讲的是一个叫小邵的少年，小邵初中毕业以后无所事事，在家里呆着，到外面和朋友喝酒，游荡，城市开始征兵，父母送他参军，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他成为一名战士。影片就记录了一个人的这样一段生活，但作者并未把他的镜头局限在这一个人物身上。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不用学习，没有工作的小邵在家中的无聊，和父母的关系，还有他迅速地对部队生活的适应，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城市里征兵季节的特殊氛围以及新兵营日常训练的非日常性——如果说在片中这种生活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实感，那不仅是因为作者不吝惜地使用了特写和近镜头，让我们在画面上清晰地看到了汗水和眼泪，听到了风声和喘息，更可能是基于一个军队空间难以被介入和涉及的事实。 基于这一事实的另一个事实是，摄像机虽然进去了，但远未做到深入和游刃有余——幸好这并不是标准和理想状态，恰恰相反：正因为作者只拍了那些表面的，用眼睛能看到的东西，这部片子才具有了许多令人回味的余地。

英未未

　　英未未作品年表：
　　2001：《盒子》
　　
　　　　英未未，女，1970年出生于辽宁沈阳。1988年就读于辽宁大学中文系。1992年开始在报纸、杂志做专栏作者、编辑、专刊主编。1999年开始做电视编导。
　　　　一对受伤极深的女性，她们一个受了家庭的伤，一个受了男人的伤，最后选择了躲避。因为沟通良好，两位同性恋者的性格展现非常丰满，她们高素质的精神世界亦得以充分展开。全片同期声、影像精美，剪接利落。不少人认为王家卫的《春光乍泄》和这部片子相比起来显得单薄而虚伪。——《盒子》

 

王芬

　　王芬作品年表：
　　2000：《不快乐的不止一个》
　　
　　　　王芬，女，1978年生，江西进贤县人。曾在上海谢晋明星学校和山东艺术学院学习，做过演员。目前在北京居住，做平面和广告模特儿。
　　　　《不快乐的不止一个》拍的就是作者的父母，一对居住在江西一个铁路边的小城里的、年约60的夫妇分别和离家在外多年的小女儿之间“掏心窝”的话，“分别”的原因是他们只愿意单独面对女儿讲自己的心里话，其中有思念绵绵的初恋（和另一个对象的）、阴错阳差的婚姻事实、庸常生活中的纠缠吵闹、外遇、妒恨、相互折磨、自杀之心和动作，包括忍受这种种不幸福现状的理由等等。

 

赵亮

　　赵亮作品年表：
　　2000：《纸飞机》
　　获奖记录：2002年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国际影带竞赛优等奖
　　赵亮，1971年出生于辽宁丹东，1992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1994开始自由生活于北京。
　　　　《纸飞机》记录了一群年轻人在北京的故事。他们为了理想和自由离开家乡去面对社会价值观的动荡与遽变。他们选择摇滚音乐，带着些许质疑与失落，持续对抗着。他们有的开始药物上瘾，有的寻找畸形的情爱，生活也因此变得摇摆不定。 这部引人深思的影片，锁定的是怪异的朋克音乐人作为主角。导演的摄影机随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一路跟拍——来到北京的街头、跟着他们回家、去到不同的官方拘留所。这是一群带着暧昧的生活价值观、不清楚自己究竟为何而活、为何而战的彷徨年轻人，药物才是他们生活里唯一永恒的确据。

张扬

　　张扬作品年表：
　　2002：《后革命时代》
　　
　　　　张扬，摇滚歌手，摄影摄像师，唱片设计师。《唐朝》乐队特别助理。设计过唱片《秋天的虫子》、《扭曲的机器》、《痛苦的信仰》等几十张唱片的封套及海报。
　　　　《后革命时代》是北京地下摇滚五年来的一个全景实录，用影像的方式再现地下摇滚人的音乐，生活和生存状态。拍摄历时近五年，片中几乎涉及全部的地下摇滚乐队，是当下地下摇滚乐的“清明上河图”。

 

仲华

　　仲华作品年表：
　　2001：《今年冬天》
　　获奖记录：2002年第13届法国马赛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导演处女作奖”
　　2002：《号子茅山》
　　
　　　　仲华，1973年生于江苏扬州。1991年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服兵役，担任电影放映员。1998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并以独立电影制作人身份在北京居住。
　　《今年冬天》的内容是四个北京某武警部队的老兵服役期满后,各自以一种自认为最有意义的方式作为告别军营的仪式,整部片子完整保持了人物生活中的自然状态。

 

沈晓闽

　　沈晓闽作品年表：
　　1998：《边走边唱》
　　1999：《演出》
　　2000：《新龙江颂》
　　2001：《乡村摄影师和他的儿子》
　　获奖记录：第3届美国加州艺术学院全球艺术院校学生影像作品竞赛(AIM)大奖
　　2002：《love368g》（实验剧情片）
　　
　　　　沈晓闽，1972年生，福建漳卅人。1994年考入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1997年在厦门电视台从事纪录片创作。200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唐丹鸿

　　唐丹鸿作品年表：
　　2000：《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
　　
　　　　唐丹鸿，女，1965年生于四川成都。毕业于四川大学图书情报系，1991年在华西医科大学图书馆工作，同年辞职。1990年代中国女性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获首届“刘丽安诗歌奖”。1997年开始从事电视独立制作编导工作。1998年拍摄有关17世葛玛巴和他的僧侣们的日常生活的纪录片《在楚布寺》。1999年拍摄纪录片《降神者尼玛》、《在轮回之门》《扎西卡》等。
　　　　《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记录了唐丹鸿本人以及其他两位艺术家在千禧年前后的状态，记录了这三位中国当代普通的青年艺术家的生活和行为，以及这些日常表象后面的状态。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状态透露出主体深层次的心理淤积和沉淀。唐丹鸿称拍摄此片的目的就是在于清理，清理内心深处的淤积，清理隐藏在日常状态后面的痛苦、爱、恐惧、幻想、性、童年……。作为一位诗人，唐丹鸿始终认为，艺术的问题就是心灵的问题。多年来，唐丹鸿经历了从疯狂的写作，并被诗歌界公认为优秀诗人，然后到几乎完全无法写作的痛苦过程。后来她结识了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心理分析医生张血曦女士。唐丹鸿像找到救命稻草似的，与张医生一谈就是二、三年。《夜》片就是这种谈话的过程、结果和延伸。

 

李红

　　李红作品年表：
　　1997：《回到凤凰桥》
　　获奖记录：1997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小川绅介”奖
　　
　　　　李红，女，1967年生于北京。1991年开始拍摄电视短片。1994年开始拍摄纪录片。
　　　　她们四个人住的小屋不到六平方米。然而，住在破烂小屋里的这段时间却是她们一生中最自由的时候。过去在家乡，她们是女儿，属于父母，将来回到凤凰桥，她们是妻子，属于丈夫。只有在北京，她们才可能有一丝企图改变命运的“非份之想”。导演用三年的时间拍摄了四个到北京打工的姑娘，对于这些来自乡村的女孩子，作为一个城里人，有许多想当然的理解。几乎所有这些理解都在真实面前变得哑口无言。《回到凤凰桥》实际上是在记录一个“哑口无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