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ovier - 极影客

前段时间，海外学者对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特别关注，有学者对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妓女”形象进行了视角独特的研究。这段时间在我一系列的观片过程中，发现近期中国电影中涉及到“风尘女郎”的影片也逐渐增多。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因此，也就有了我们加以分析的价值。

在新中国银幕上，风尘女郎的形象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一个描写禁区，是遭到严厉排斥的。这些女郎即便登上银幕，也是作为人格、道德堕落的反面教材，绝难出现在主流体制之内。90年代以来，“风尘女郎”的形象开始隐晦地出现在中国电影之中。比如第六代独立影片《邮差》（导演何建军）中就出现了这种银幕形象（影片中的邮递员偷拆别人信件，然后从信件中得知这个风尘女郎的秘密）。

(1)体制外的大胆：独特女性生活的影像呈现

在整个90年代，描述中国独立电影最常见的词就是“边缘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风尘女子或许就是边缘人。然而进入新千年以来，我们接连在多部影片中看到了更具人性化的风尘女郎形象，比如李杨的《盲井》，导演相当直接地表现了风尘女郎职业的生存状况。影片在柏林电影节获奖之后，影响非常广泛，该片的大胆直接和深刻的现实批判力度，让人称道。这种情况同样还出现在《安阳婴儿》中，女主人公（baby的妈妈）就是这样一个风尘女子的形象，影片同样没有回避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这种形象，也没有站在道德批判的立场，相反，对人物的遭遇给予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很难说，这些女性再是什么边缘形象，在这些导演的镜头中，甚至赋予她们一种生活的常态。

(2) “曲线救国”--电影审查与“风尘女郎”的策略呈现

如果说，《盲井》是一部体制外的电影，表现“风尘女郎”还具有自己的“优势”的话，那么近期以来在《江城夏日》、《租妻》、《苹果》等影片中一再出现的这种形象，则进一步地深化和强调了这种“新型”女性形象的内涵。

客观地说，在当下的中国电影中，正面表现“风尘女郎”既是一个诱惑，也是一种危险。因为如若经受不住诱惑，以情色的角度赤裸表现。一方面往往可能“格调不高”，沦为情色猎奇。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无法通过审查的极大风险。但是我们发现在我们提到的上述中国电影中，都很少出现这个问题（它们大多通过了审查），这里我们便不得不更关心的这些导演对这些形象的表现及其立场。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如下立场和策略：

(1) 空间与环境设置策略。新近这些影片都将空间选择在了都市。在早期中国电影中，都市往往扮演了罪恶的深渊这样一种角色，我们在近期的中国电影中，我们还是可以隐约感到这种叙述立场与关系的延续。在具体的空间设置中，上述涉及风尘女性的影片往往将这些女性和都市繁华的标志性建筑/空间并置在一起，突出都市的富丽、堂皇，消费的诱惑，也渲染了其残酷和无情。比如《苹果》，影片凸现了两种经济地位的生活差距，在金钱的面前人性所面临的考验。正如该片所表现的洗脚城老板与风尘女郎的交易一样，钱被放置在重要的位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的小妹形象，她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不由得让人对她被辞退后的都市遭遇浮想联翩。《江城夏日》也是如此，它将女主人公的工作地点选择了夜总会，一方面是富丽堂皇、纸醉金迷的夜总会，另一方面是她们租住的拥挤、简陋的小屋，影片用含蓄的手法表现和暗示了女主人公和室友在大都市曾经历的生活危机，由此，便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罪恶的都市，并将焦点转移到了女性沉沦与这种物质空间相互关系的思索之中。

（2）我本善良：女性的策略描述。由于有了城市这样一个空间的设置，这些影片便将批判的视点转向了生活中的种种奇怪现象。通过影片空间的设置，导演为她们的行为寻找到了一种合理的物质背景，而在这些影片中，导演也特别注意到了这些女性的遭遇、行为的具体合理性，而且很多影片都特别表现了这些风尘女子具备转变的可能性，影片往往设置了大量的细节表现她们纯真的一面，甚至令人同情，比如《苹果》中的小妹。更有许多影片明确表现了人物职业的转换，比如《租期》，影片中设置了一个因为从事风尘而在家乡精神失常的风尘女子的形象，这个形象的存在使得影片的女主人公（被租来的“妻子”--风尘女）受到震撼，她的“受租”经历似乎让她开始认真思考人生。影片的结尾也似乎告诉我们她的职业发生了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