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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电影中的女性观(三)
上一篇: 分镜头剧本大赛:《不夜城》
因此山田武士三部曲中武士尽是小人物的另一种体现。《黄昏的清兵卫》中的“清兵卫”就是幕末时代的一个,人到中年,家庭破碎,事业惨淡,失魂落魄的小职员。于是在看山田的武士电影时就自然而然的忘记了时代的背景忘记了故事发生的国度,使广大同为小市民的观众把自己代入到了影片中,与影片中的故事发生着共鸣。这也便是山田一贯的“小人物“电影在日本,在中国能引起广泛的好评的原因之一。毕竟中日两国中众多的国民仍然没有成为一种摆脱东方式的条条框框的束缚而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人群。当然后现代所引起的一系列对生活,生命存在的价值的探讨也在另一个侧面加深了人们对现代生活中人们成为社会机器的一部分的困惑与迷惘,就像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对“流水线”使得生产方式将人的思维固化的讽刺。山田的小人物电影不也可以看成一种对按部就班,不知方向的一种“蒙驴推磨”式的生活的一种不满与无奈?
但是,武士作为一种日本特有的文化与历史的象征又不可以完完全全的成为一种没有任何精神境界没有奋斗目标的碌碌市民。武士之所以成为武士一方面是那个时代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催生下促成的一种特殊的人群,同也是中国儒家文化在日本传统的庄园地主经济中的一种变体。所以,武士的属性中既要包含社会关系上的特征(依附于领主,执行封建义务)同时也要在精神上履行作为传统东方社会所赋予“士”的一种不同与凡人的崇高的操守与品质。而这种特殊的品质最终在现实中又必须通过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来证明与实践,因此,武士题材的故事最终都要用一个展示武士独特的精神世界与价值追求的桥段来达成这样一种“士的尊崇真理与履行封建义务”的统一,可以看成是一种“义”与“忠”的辩证统一。因此,武士题材的电影之所以被标上这样一种标签就必须有这样的段落来体现武士的境界。虽然我们中国总是认为“忠孝不能两全”,并常常是“舍孝而尽忠”,这也是中国式的战争英雄式主题的一个标签。但是日本的文化中并没有认为这是一种“二律背反”,反而强调两种有时会产生剧烈冲突的价值观的统一。(一般往往借用“自杀”的结尾来表示“忠与义”的统一,也许“义”与“孝”是两种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处理的价值观,可以另文探讨)因此,很多的武士题材的文学作品都将“忠”与“义”的冲突作为故事发展的主要矛盾,并将矛盾的解决作为故事的结尾,围绕这两者的最终结合展开着故事。
因此,山田洋次的武士三部曲,不论导演怎么选择剧本,怎么策划拍摄的重点,最终都不可以也不能够脱离上述的框架。因此在拍摄重点与手法上背离传统武士题材电影甚远的“武士三部曲”也必然要通过另一种途径将电影的主题重新扳回到正轨。这样说,非但没有抹杀山田在武士题材的电影中的创新,反而在更高的层面上赋予了这样一个陈旧的题材以新的生命。这样一个对武士精神的“回归”就也成为了“武士三部曲”的一大亮点与有别于其他同类电影的指示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