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ovier - 极影客

    梅勒1923年出生于新泽西州，却是在纽约布鲁克林成长的。他的父亲是一个会计师和商人，在一家小货运公司上班的母亲是家里的主导。“他的母亲极度地纵容他，以绝对的方式控制和占有他，以确定他永远是她的孩子。”评论家Rollyson说，这使得他最终变成了“命运的孩子”，不知道如何以约定俗成的方式与社会配合，而永远是以他那孩子化的方式展开行动。“为了找到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不得不杀死那个被母亲下了赌注的乖孩子”，而变得好大喜功，追求华丽堂皇，他显示出惊人的能量，情绪不稳，躁狂，妄想症，吸毒，酗酒，以及散布在他的作品和生活里的暴力倾向。

    他在九岁的时候尝试写下的一个250页的小说，就预示了这种性格的不安，叫做《来自火星的入侵》。不过，直到入读哈佛，他才立志成为一个作家。在1941年的一次大学生小说比赛中，他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获奖。但这算不了什么。1944年入伍的他想作为第一波攻击部队去欧洲，却被送到了南太平洋。失望无比的他在莱特岛、吕宋岛以及日本战场，成了一个冷静和超脱的观察员，虽然并没看过多少战争场面，因为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作为一个厨师坚守岗位，但他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战后，他入读了巴黎大学，并在1948年出版了描写二战的小说《裸体和死者》。他把自己在菲律宾战场上的极度厌烦渗入其中，因此它既不像海勒的《第22条军规》和哈谢克的《好兵帅克》那么幽默，也不似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那么感伤，却又比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更多真实。评论家们惊呼这是“托尔斯泰式的成就”。短短三个月，小说就卖出了20万本，这使得他变得世界闻名。“成功使得我摆脱了从前的那个我”。

    的确，那个乖孩子死了！小说描述了一批驻扎于太平洋岛屿上的美国士兵，再现了他们混合着狂热的战斗场面。在英国，多家出版社因为其中淫秽的言语而拒绝出版此书。“某种意义上，它是关于美国士兵的《金赛性学报告》，充斥着美国大兵淫秽话语的文风是对读者极大的冒犯，尽管这绝不是夸张。梅勒先生的士兵是真实的人，大白话里充满着人类的心酸和痛苦。”《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说。

    不过，1951年的《巴巴拉海滨》却没有得到类似的尊重。这本左派小说把故事设置在布鲁克林区的寄宿楼里，描绘一名前激进分子和联邦代言人之间的冲突。《时代》周刊称它“阻滞、粗俗、味同嚼蜡”。

   但很快，他就带来了第三部小说《鹿苑》（1955年），在这部关于好莱坞的小说中，梅勒以他那“卤莽却极具洞察力的”眼光解剖了沙漠道尔这样一个好莱坞乃至整个美国社会的缩影，那是一个“充满了欲望和斗争的道德试验场”，他揭破了耀眼的镁光灯下明星们的生活，而用自己的镜头将他们的脸和屁股一起呈现给读者。

    政治指向使得梅勒将小说的主人公艾特尔设置为当时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一个有才华的导演，因为年轻时在公开的集会上发表讲话，并组织过募捐活动，而被冠之以“电影界里的颠覆势力”受到了“调查委员会”的审查。在艾特尔的痛苦和转变中，梅勒尖锐地讽刺着美国政治，凸显了自己与主流文化的对立。

    也是这一年，他参与创办了《村声》，梅勒原本打算将其办成“无耻的”、“加速道德和性观念革命到来”的报纸，他的合作者却热衷于使其成为一份成功、稳定的事业。四个月以后，梅勒在这个刚刚启航的报纸上写起了专栏，“我会成为一个有经验的‘杀人犯和情人’的作家，关于太阳底下的事情，他们将有一些肤浅的、邪恶的或是不准确的看法，要知道，很多事情也是发生在黑夜里的”。他形容自己的新角色充斥着装满大麻、性征服和格林威治村的波西米亚式反主流文化的声音。“借助杂乱的信息，哈莱姆黑人区，西班牙妻子，马克思主义文化，三部小说，胜利，灾难”，梅勒成功吸引了大众来到他的地盘，报纸也因此成为关于美国社会看法的重要战场。

 成功和名望接踵而来，梅勒珍视的却是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的名言是他会写出一部“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乔伊斯和弗洛伊德、司汤达、托尔斯泰、普鲁斯特和斯宾格勒，福克纳、甚至老朽的海明威都要去读”的小说。所以当诗人洛威尔称他为“美国最佳记者”时，他动怒了。而《鹿苑》因为题材敏感，遭遇过多家出版社的拒绝，这使得梅勒感觉到自己被文坛放逐了，接下来几年，他听着爵士吸食大麻，生活一片混乱。1960年底的一次彻夜聚会过后，他用“一把肮脏的三英寸小刀”刺进了第二任妻子阿黛尔的身体。但是，面对记者，阿黛尔拒绝提出指控，梅勒最终获得缓刑。阿黛尔1997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最后的聚会》，成为研究梅勒作品中的性暴力主题的关键材料。

    梅勒的图腾是海明威。在他位于布鲁克林富人区的住宅里，摆着一张自制的他和海明威的照片组合：现任和前任美国之王。

    在给卡拉汉的《巴黎的那个夏天》写的评论中，他将海明威形容为“富有魔力的、神秘的、好奇而变态的”，但这个“伟大男人身上的污点几乎让人迷恋”。在另一篇文章中，梅勒说，“大多数男人在寻找逃避他们私密的灵魂拷问的道路上找到深刻的激情……但海明威不是一个从冒险中寻欢作乐的勇者，而是一个长期地和他的噩梦作斗争的奥德赛，隐秘的性欲冲动最终导致了他的自杀，他的内心世界一直是午夜梦魇，他通过和上帝决斗来通过黑暗。”这几乎是在说他自己。

    同海明威一样，他迷恋于一种活动家的生活，并渴望做一名活的英雄，“他努力结交斗牛士、拳击师、电影导演、太空探险家、浪漫的革命者——世上所有的街头斗士和醉醺醺的吹牛大王”，学者迪克斯坦在论述六十年代文化的《伊甸园之门》中说，他将梅勒视之为“前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人，梅勒的性情倾向于自我表演而不是当一名成员。别人或许能接受年轻嬉皮士的平均主义和公社制的幻想，他却不能。”

    他所推崇的是海明威敢于面对死亡和暴行的勇气。在三部政治小说和多年的评论生涯过后，他对政治良方已经失去幻想，“一股恐惧的臭气从美国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冒出来，我们患了集体精神崩溃症”，在1957年的《白种黑人》中，他写道。但浪漫主义的激情仍然促使他寻找解救的英雄，那必然是个人的，他先是在极端的“精神变态者”身上附著希望，因为“一切创造和叛逆的本能遭到窒息”，“精神变态者的戏剧性在于他寻求爱情。这种爱情不是寻找一名配偶，而是寻找一次比一次更加富有启示的性快感……”反叛的年代由此露出萌芽，1959年的《我的广告》，更是通过虚构和非虚构文体的结合，使用时髦的存在主义审查美国社会中的暴力、歇斯底里、犯罪和混乱。从而引起了年轻一代的共鸣。

    梅勒也希望个别领袖能够站出来，1961年，他写了一封给卡斯特罗的公开信，“你给我们带来希望。”从替《君子》杂志报道肯尼迪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开始，他又将其视为他喜欢的那种幻想、自居心理和嫉妒的产物，“他的魅力如同电影明星。……他可以填补米基·鲁尼和詹姆斯·迪恩之前的某些神奇空白，迟早会有人找他去演重拍版的《史密斯先生上美京。” 1963年的《总统文件》除了确立了他作为美国顶尖评论家的地位，也暴露了他想成为御用知识分子的欲望，当朋友保罗·古德曼指出这一点时，他与对方结下了永恒的仇恨。

    这是他的忙碌的60年代，他将自己置于美国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也报道他对民权运动、政治暗杀和其他动乱的观察意见，他在《君子》《花花公子》这种流行的男人杂志上发表评论，也在《异议》《评论》《纽约书评》等知识分子刊物上发表文章。“当你的野心比通常更大，当你除了写出伟大的小说之外什么也无法让你满足，当你进入了你的六十年代，你不需要例行公事地带出一本虚构小说。”他指责那些没能写出阐明国家精神的著作的美国作家，“在他英雄主义的失败后，美国文坛的陷入了自我孤立。”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诅咒他的狂妄，但大众却开始喜欢他。1967年，他因为报道和参与反战游行而被捕入狱，1969年则竞选起了纽约市长，带着纽约市独立、成为第51个州的主张。“失败是我分裂的天性，我对时间的感知是古怪的，我的体内同时有一个痛苦的、筋疲力尽的老人和一个骄傲自大的欢乐的男孩”。这种感觉终于在竞选的失败中为轰轰烈烈的60年代画上了句号。

    就在一年前，他的《夜幕下的军队》获得了普利策奖，其发展出的结合了新闻事实、自传和文学想像的文体，如今已成为普利策奖和纽约时报书评奖的分类标准。“当别的一切皆已失去，当爱情、奇遇、荣耀、怜悯等等全都一去不返时，依然存在的是那个我们可以创造的世界，这对我们和别人来说，比一切发生、经历、逝去的拙劣表演更加真实。为那个世界，那个真实的世界而努力，在那个真实的世界里，孤儿们互相烧杀，没有什么比简单的事实更难于发现的了。你必须以艺术家的骄傲，面对现存权势的高墙，吹响你反抗的小小号角。” 在书中，他如此写道。

    梅勒坦率直言的个性使得他在70年代与女权运动相碰撞。他公开反对这一运动，并因朗诵淫诗而被希伯来教女青年会封杀。迪克斯坦评论60年代末的梅勒，“他当一名自封革命者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想当一名烈士、预言家或‘性专家’的冲动同样衰退了；他开始喜欢现存的社会，认识到他与现状厉害攸关”。他在这个时候很乐意讲述梦露的故事，也为劳伦斯和亨利·米勒献上颂歌，在1970年的《性的囚徒》中，他提出：“性交决定了一个人感知世界的方式。”他将梦露让世人不解的婚姻总结为：“谜底在于他们的性生活……婚姻的愉悦难道不是取决于他们可以很方便地一次次做爱吗？不久，两个根本无意于观察对方的灵魂的人就要用忍受彼此的厌倦来点缀生活了。”凯特·米利特因此在《性别政治》中骂他为“最深邃的男性沙文主义的猪”。

    在这些纷争之中，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在文学上的野心，“正是由于梅勒的小说家生涯遇到障碍，他才被迫进行自我吹嘘，和盘托出其野心的赤裸裸的支柱和基础，以及一个知名人物的所有自我表白的迷人把戏，虽然可能看起来像一个丑角、一名杂技演员和一个骗子艺人而不像一个艺术家，也在所不惜。”迪克斯坦说。

    1976年7月，犹他州的一起凶杀案再次给他带来灵感。一个名叫加里·吉尔摩的假释犯无故杀死一个汽车加油站的工人和一个汽车旅店经理。被捕之后，杀人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甘愿接受枪决。梅勒从主人公加里的情人尼科尔，从他的亲戚、朋友、他的雇主和受害者，从警察、侦探、监狱看守、法官、律师、精神病专家、记者等人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写成《刽子手之歌》，成功地再现了加里的痛苦扭曲的内心世界。小说发表于1979年，当年即发行逾百万册，并获得了1980年的普利策奖，评论说它是一个“悱恻动人的故事……是一个暴力与恐惧、嫉妒与失落的故事，一个在死亡的沉寂中仍在抗争的爱情故事。”

    梅勒写作此书还得到北卡罗莱纳州监狱的一个囚犯的帮助，这个叫做阿波特的年轻人在狱中勤于自修，梅勒发现了他的才华，他的书信显露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激进派，一个有潜在能力的领导者……”梅勒因此为他的假释四处奔走。1981年，假释出狱的阿波特发表了《在野兽的腹腔中》，《纽约时报书评》说他是“一个凭空而来的拥有特殊文学天才的特殊人物”。然而，评论刊出的前一天，这个特殊人物已经因再次行凶而逃之夭夭了。

梅勒为此遭受了不少指责，直到1992年，他才淡淡地说，“这只是一个插曲，在我的生活中，我能找到什么高兴的、无关的或者引以为荣的呢？”

    2005年，梅勒因为对美国文学的卓越贡献而获得国家图书奖。2007年，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林中城堡》，通过追溯阿道夫·希特勒家族病态、乱伦的历史，试图揭开这个狂人的内心世界：“希特勒超越了人类理解，对我来说他出现的惟一答案就是恶魔的存在。”他认为希特勒的母亲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家庭的暴力和乱伦导致了其狂暴的精神疾病。或许正是童年对自己性格的塑造支持了他的这一大胆判断。

《裸体和死者》的成功在40年代末为梅勒赢得了一份在好莱坞的编剧工作，也是那段经历构成了《鹿苑》的内容，但他却在长时间都游荡于一个活动家的表演角色：反越战、反审查、支持他国新闻自由、海湾战争……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着迷于变幻多端的角色和机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恐怖分子为何可恨（“因为人们深信自己会死得有意义，可是恐怖分子却毁掉这种信念”）。他为布什创造了一个词：“布屎”，他是“精神上的恐怖分子……在恐惧可能并不真正存在的地方制造恐惧”。

《华盛顿月报》说，“梅勒就是美国文学界的麦当娜，一个不知疲倦的自我促进者，他们知名是因为他们很会扮演知名。……他和不同人物结下的友谊，纠纷，多次婚姻、恋爱，拳击赛，政治运动，很差劲的电影和各种轻重的犯罪，他可以很迷人，可以是一个怪物，也可以是一个卓越的小丑。”

    这或许出自他所具有的“一个早年习惯于母爱的人的懦弱”。“他出生在一个谦恭的家庭里，曾经是一个谦恭的孩子，一个谦恭的年轻人，而他恨这一点，他珍爱自己在多年里获得的自豪、自大、自信和自我中心的性格，因为那才是他的力量、他的奢侈品、他的贪婪中的坚硬内核、他的享乐中的浓糖、他的竞争的实力”。虚构故事里的文字完全可以看成他不虚构的自我。

    事实上，他一面表演，一面又担心出错。他本身就是一部足够玩味的电影。虽然只是玩票式地执导过四部具有很强实验性质的电影。但好莱坞已经习以为常的加工真实新闻事件的做法，正是来自于梅勒用小说技法写作新闻的鼓励。在他的暴躁的性格里，常常感到才华横溢，混合着虚构和真实，就急切地出笼了，或许，这种区别在他那里根本就不重要。他形容自己尊崇的人物，常常使用“很适合改编成电影”这样的字眼。

    比如1973年他写玛丽莲·梦露的传记，就充满争议地指出梦露是被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谋杀的，因为他们对她和肯尼迪之间的风流韵事很恼火。虽然后来也承认这种写法不是好的新闻记者所为，但在这种精神指引下，他还是为包括亨利·米勒、拳王阿里、毕加索在内的诸多人物写下文字，因为这是些和他一样飘荡无根的人，他认为自己可以写好。

    1980年代的梅勒已经开始厌倦政治，他在1987年，通过一部惊悚的《硬汉不跳舞》，重新回到电影业，写作剧本，并且亲自导演。主人公蒂姆·曼登是一个沉溺于女人的失败的作家，一场宿醉过后，他记得之前的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却在附近的森林发现了女人的金发。“恐怖片不会给我们留下梳理一个清晰思路的时间，从恶梦中醒来，和恐怖同眠。”“我喜欢让自满的人失去平衡”，他曾经说过，“我不能忍受他们安于现状。愚蠢能激发我的暴力，因为我认为愚蠢是你选择的。”

    当意大利导演莱昂内开始筹备他的黑帮电影《美国往事》的时候，他让梅勒帮助他做剧本。影片根据1953年哈里·格雷的小说《流氓》改编，梅勒将自己封闭在罗马一家饭店的房间里，伴着一堆威士忌，度过了三个多星期。“离十条街区远，我们就能听到他唱歌，骂声咧咧，或是叫侍从拿冰块。”莱昂内后来说。曾是纽约监狱罪犯的哈里，在纽约遇到梅勒，非常不悦于他的改编，“梅勒，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惯犯的看法，而不是一个电影编剧的看法”。莱昂内总结道。他总是有那种本领，让虚构和非虚构完全混淆。

“事实上，梅勒最成功的人物就是梅勒自己。”《华盛顿月报》说，“40年来，每一部新的‘梅勒’作品会遭遇极大的期待和怀疑，这个状况持续了如此之久而没有个尽头，直到那个叫梅勒的结束了。”不过，这个“海明威的幽灵”有理由安息了，因为哈罗德·布鲁姆为他送上的的确是美国之王的赞誉：“梅勒现在声名显赫，无疑有一天会被遗忘，但也还会再回来，那时候他将成为他的年代道德良知的历史学家，是他那一代作家的代表。”

    1923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

　　1943年毕业于哈佛，专业是航空工程技术。

    1944年至1946年在太平洋地区服役。　

　　1948年，梅勒在巴黎写出了成名作《裸者与死者》。

　　1955年，梅勒与人合作创办了主要在纽约发行的报纸《村声》

　　1959年的小说《我的广告》，是一部散文和未完成小说等等文章的杂集，其特殊的文体和姿态引起了年轻一代作家的共鸣。

     1967年10月报道华盛顿的反战抗议，并因参加抗议而入狱。

     1968年（《夜间的军队》获普利策奖。

　　1969年，竞选纽约市长失利。

     1980年《刽子手之歌》再获普利策奖。

     2005年，获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

　　2007年11月10日去世，终年84岁。

《硬汉不跳舞》（1987）：原著、导演、编剧

《美国往事》（1984）：参与编剧（未署名）

《血腥的市政厅》（1979）：改编自《性的囚徒》

《梅德斯通》（1970）：导演、编剧、制片人、主演

《狂野90》（1968）：导演、编剧、主演

《超越法律》（1968）：导演、编剧、制片人、主演

《美国梦》（1966）：原著

《裸体和死者》（1958）：原著

 载于2007年12月上《电影世界》，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