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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才是受害者:彭浩翔、村上龙与库布里克

 
<出埃及记>里有一个不起眼的细节,男主角是个警察,在办公室无意间看见女同事在坐位上把皮鞋脱了,换上舒服的拖鞋,他先是愣了一下,似乎对女性的这一行为感到有点疑惑,没说什么,但表情的潜台词是“怎么可以这样?”。作为观众,可能并没察觉这个在影片开头就出现的细节对整个故事有什么意义,但在结尾处,这个细节成为了电影的点睛之笔,我们的男主角重新又走到办公室,这一次他也效仿女同事,脱了硬邦邦的皮鞋,换上了较为舒适的拖鞋。
彭浩翔再次证明了,他不仅会编最为夸张搞怪的情节,也非常敏感,善于营造最为细小的情节,来揭示人物心理的变化,及电影主旨之所在。
为什么女人可以穿拖鞋办公,男人不可以呢?谁拟定了这一切?性别差异只有少量真正来自生理差异,更多是文化压抑和社会体制的产物。而对这一切的质疑,即是整部电影的主旨。究竟被我们视为“正常”的这个社会,有多少“不正常”之处,很多人不相信“正常”其实是“荒谬”的,“不相信,并不代表不存在”彭浩翔为电影开宗明义。
电影用多处细节来传达这个中年男人对女人的困惑。他给老婆打电话,听到话筒那边传来一片女人的声音,女人们在试婚纱,甜蜜而幸福的说笑声,此处镜头给了女人们一个远景,却给男人一个冷静的特写,暗示男人心理上的距离感。
同样,男主角去跟踪可疑的女上司,远远看到一群女人正在操场上练习划船,这种“陆上行舟”的现象显得很有几荒诞感,其实也是映衬出男人心中的困惑。
“男人的困惑”,如果这样的主题交给一个其它的导演,比如蔡明亮,或是候孝贤,应该都会拍成沉闷的现实题材,生活之庸常,现实之沉重,人性之压抑,诸如此类,更直接的参考对象,是许鞍华的<男人四十>,极为惆怅深沉。
相形之下,<出埃及记>虽然也有大量的镜头来展现一个中年男人灰色调的日常生活,接老婆下班啦,陪丈母娘吃饭啦,跟同事闲聊啦,诸如此类,但彭浩翔就是彭浩翔,他之所以受年轻影迷的喜欢,是因为他永远具有一丝“游戏精神”,同样的主题,到他这里,就是不搞怪勿宁死,这其实不仅是一种电影态度。
于是,电影有了一件非常离谱的悬疑外衣,像恶作剧般,把男人心中的困惑放大无限倍,编造出“女人暗杀男人”的离奇悬案,并且假模假式的,用一个悬疑片的套路来一步步推衍案情。但待到真相大白时,意义却不在答案之内了,故事变成了一则“现代寓言”。
所谓“女子杀人团伙”,其实是“意指”,不在于逻辑合不合理,悬念是假,疑惑是真,杀人是假,怨恨是真,所谓暗杀男人的女人组织,不过是想像出来的一阵阴风,吹进像铁盒子一般的现实体制里。
是体制,不是爱情。因为是“一夫一妻制”,女人们就会认为真正的爱情是“我只喜欢你一人”,背叛这一点的都是“坏男人”。
宗教故事,其实就都是“寓言”,红海怎么可能脱离地球引力为西伯来信众让路呢?但神并不是在胡诌,他说的只是一个“抽象的真实”--是信念创造了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并不是事物的本质,本质在于“观念”,在于“人如何想”。而体制,其实也是人为想出来的东西。
<出埃及记>展现了一个情感陷于枯竭的中年男人奇异的“想像力”,以及他叛离体制的尝试,他寻找真相,其实只是因为他不开心,一段不能见光的“婚外情”令他走出困境,重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他背叛了婚姻,但他却并不是一个坏男人,他只是一个可怜的男人。
闷骚的日本作家村上龙热衷于喋喋不体地谈论社会体制下男女关系,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在他看来,我们每每惯常认为女人是弱者,男人是强者,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男人只是看起来强大,实际上却可怜,女人看起来软弱,实际上却有强悍的生命力。
这与我们的日常经验有距离,新闻里常常讲的家庭悲剧,负心一方总是男人,而女人则多是受害者。一度看到新闻说有一个惨遭丈夫抛弃的中年女人为了让那些有了钱就抛弃发妻的男人们“恶有恶报”,成立了一家私家侦探公司,专门调查婚外恋,为被抛弃的太太们拍摄下他们丈夫偷情的“罪证”,让对方的“奸情”暴光。记者采访这位中年女“侦探”时,她由衷地感叹,婚外恋对多少女人造成了多大的身心伤害,有的女人因为丈夫的背叛而气极伤身,把癌症都逼发出来了,但就是这样,老公还是可以忍心不管她们,坚持离婚。说到此处,这位正义感十足的侦探大姐痛心疾首,决心坚定地表示自己做的事情对于违护弱者,是多么有意义和有必要。看看,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出埃及记》,与电影里的“女子暗杀组织”如出一撤。
如果非要就题目对号入座,婚姻才是“红海”,男主角是摩西,他一直在说真话,但没人相信他,这一点在电影开篇的“蛙人”这个引子里就交待了。但是摩西最后要说的真相是什么呢?难道是“女人都是杀人凶手”、“男人才是受害者吗?”也不是,真相在于,所有人其实都困在婚姻里面,疲惫的男人如此,充满怨恨的女人更是。
婚姻是整个社会体制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折射,所以,无论是村上龙所写的日本社会下的阴盛阳衰,还是<出埃及记>里“不快乐的香港人”,似乎都有着极大共同之处,整个社会的没有生气,士气低靡,充满了不可救赎的无助感。村上龙为此感叹道,一到和平舒适的环境里,雄性力量就面临着衰退,因为男人较女人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这个好玩的男作家这样写道“雄性的这种危机,最大的根源显然是雄性把攻击性本能遗忘在什么地方了,而要以正常形式恢复攻击性本能,几乎是不可能的。深夜蒙面袭击女孩,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变得郁闷了。”
但村上龙并不是一个呼唤男权的自大狂,他只是一再地玩味“体制”下的男女差异。有时,他也说出一些颇为“女权”的话:“只要‘父权’在发挥着作用,哪怕它是虚幻的,女性在物种的意义上就会变得温柔,不是吗?父权崩溃的时候,女人就不得不变得牛气起来。”
东方如此,西方男人如何。至少有有另一个导演,会为村上龙的观点提供完美的注解,那就是库布里克,用村上龙的话说,库布里克的所有电影几乎都可以解读为“雄性力量的失败”的样本。
最为直接的是恐怖片《闪灵》,一家人去大雪封山后的山中酒店里看房子,丈夫杰克失心疯后追杀了妻子和孩子,最后妻子和孩子没有死,反倒是丧心病狂的杰克被卡在雪地活活冻死。诱导他杀人的是令他发狂的关于酒吧的幻象,酒吧作为一个“堕落”的场所,将杰克作为“雄性”的“攻击性本能”催发出来,但是杰克杀不死“家庭”,他杀死了“自己”,他令自己成为一个反抗家庭体制的牺牲品。他死的样子很奇怪,是以一个胜利者的雄伟姿态冻成了一座丰碑,这个丰碑也许正是记念了男性力量的状观死亡。这样的解读有利用了解,为什么<闪灵>会成为欧美权威媒体评选出来的最令西方人心灵颤抖的恐怖片,它深层次揭示了西方家庭内部的心理危机,很多人在解读这部电影时,会很快联想到父子间的“俄狄俌斯情结”,这个乱伦故事似乎也佐证了村上龙所说--“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
稍加留意的话,库布里克的电影总是以男性为主角,但却总在暗示男性虽然充满力量,但其存在却总是被女性暗中支配着。<大开眼界>里,库布里克几乎选择了跟<出埃及记>一样的故事情节,男主角陷入对生活的真实性无法确定的危机感中,发现身边有一个隐藏的秘密组织,而这一切,似真,又似幻,原本清晰可靠的生活在此变成一团迷雾,原来当人的想法变化时,现实就变幻成另一副样子,如魔幻般,这是一个变形的世界。
“体制能大至保证一生的安全,但无聊,疲惫,又缺乏乐趣。”村上龙这样写道。事实上,<出埃及记>中的男主角“无聊,疲惫,又缺乏乐趣”的生活,正是在“外面有了女人”的时候开始变得有了活力,从紧崩的状态中放松下来,把“真相”彻底扔进深不见底的黑洞,吃路边摊,唱卡拉OK,开始体会寻常生活的乐趣。
“体制里没有意义。如果想要得到快乐,就只有冒风险站到体制外面去。”村上龙干脆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