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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师严父与益友:影响李安至深的三个人

     两樽威尼斯金狮,两樽柏林金熊,两樽奥斯卡金像,李安功勋彪炳,已然是史上最荣耀的华人导演。但《色,戒》一片的暗黑性质,似乎让李安再度经历身心磨折的地狱之旅,沉浸在无所逃遁的命运绝谷里不能自拔,以至于有了威尼斯那番“救赎”之说——
“七位评委就像七武士一样拯救了我。要是大家认为已经获得一座金狮再得金狮是件容易的事,就错了,对我来说再得金狮是非常困难的事,我压力巨大,我太需要外界赋予我自信了。”
     回顾李安的生命路程,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其中有三位影响李安最大的人,他们带给李安最美妙的生命期许,也带给他最深重的精神磨难。

良师伯格曼,从20岁开始召唤

     李安在威尼斯的得奖致辞中,将《色,戒》的荣誉献赠给已仙逝的伯格曼。熟悉李安的影迷都知道,这个敬赠不是心血来潮,哗众取宠。李安对伯格曼的敬仰和追随由来已久。
1974年,李安20岁,甫是台湾国立艺专戏剧电影系的新生。学校放映室组织观看伯格曼的《处女泉》,李安一眼成痴,被彻底震慑。“它的画面、它的主题,均深深震撼了我。”李安回忆,“自那以后,我觉得自己彻底改变了。我暗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做电影。”
     “我决定毕生都要跟随着它的脚步,不管它会把我引向何处。我至今都还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但要当电影人就必须能提出疑问,也许不一定能找到答案——毕竟我们都只是凡人。我们那么卑贱和渺小,但只要能提出问题,那就已跨出了一大步,距离他人心灵真正的沟通更近了。”《处女泉》于李安,不仅是一个强烈的视觉震撼,更是一个表率,让李安见识了毕生的偶像——伯格曼。事实上,我们也在李安后来的作品,看到伯格曼和李安的共通性。伯格曼电影中最常见的主题,关于上帝对西方人精神人格上的影响,与李安所描写的,父权及家庭对东方人精神人格上的影响,本质上是一致的。

严父李升,绕不过的断臂山
     李安父亲,李升,是南台湾重点中学——台南一中的校长,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淫的知识分子,对外谦虚和蔼,教子却严刻非常,有评语是:“以儒家思想入世、以法家思想治世、以道家思想处世。” 李安从小接受的是士大夫式的教育,很长一段时间里,逢年过节李安在家里还要对父亲行跪拜礼。李安为李家长子,从小被李升寄予厚望,但《推手》问世之前,李安带给父亲的失望和忧虑大过骄傲。
     李升毕生从事教育业,以书香立家。但长子李安的功课并不算优秀,他深以为辱。1973年,19岁的李安考上台湾国立艺专戏剧电影系专业。李升拿着儿子的录取通知书时,却羞愤得双手发抖:“你到那个只有女生才会去的艺专干什么?”李安小声回答:想学电影。话音未落,李升一个巴掌就呼来:“电影是轻浮人玩的东西,是个轻贱的职业,不是一个读书人该做的。”
     1984年,30岁的李安纽约大学电影硕士毕业,却效力无门,日日困坐纽约家中做“家庭煮夫”,一切开销都由他的药剂员妻子支撑。李升最开始被蒙在鼓里,随后才从亲戚处听说儿子的窘迫处境,一时怒不可遏,打电话到美国直斥:“一个男人,不为国,也要为家出一份力。你苦读几十年书,最后竟闲在家里让妻子来养活你,不要说你愧对自己的妻子,就是我在台湾都挺不直腰杆!出去赚钱,哪怕刷盘子也行,一定要尽一个男人的责任!”
     1990年起,磨难多年的李安终于开始顺风顺水。“父亲”三部曲一炮而红,《理智与情感》、《冰风暴》、《与魔鬼共骑》也获得了西方观众的认同,古风雅韵的《卧虎藏龙》更是将李安的地位推举到了从所未有的巅峰。但这些成绩,李升都没有赞许的意思。
     2002年,《绿巨人》的惨淡让李安心念俱灰,萌生就此收山、退出导演这一行业的打算。当李安把这个想法告诉李升,李升却一反常态的并不支持。他带儿子来到自己书房,从写字台最底层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生锈的铁盒——里面装的全是李安从小用过的电影票。李升说:“这是你去美国后,我在你床下无意发现的。看到那个盒子之后,我就决定不再责备你的人生选择。男人,只要不死,就得戴着头盔往前冲。电影拍不出来了,就想想当初为什么要拍电影。”
     于是,李安重返好莱坞,筹备新片《断背山》。2004年秋,电影的拍摄进入尾声,就差最后一组镜头就能关机,李安却接到家人的电话:87岁的父亲昨夜去了。闻讯,从不沾酒的李安喝醉了,流着泪一人走进了暗夜的大山,第二天早上才回来。李安后来有话:“我进山是想寻找一种答案。我一生都在跟父亲的意志对抗,而他总是用博大的父爱一次又一次地宽容了我。我抗争的理由是我想超越他,可是父亲是我一生都无法超越的断臂山……”
     李安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在描写了父权与家庭或无奈或桎梏的种种况味之外,更多的描写了家庭背后的温暖和情义,这一点很像李安评价“喜宴”的那句话:“本质上很荒谬,但其中又有真情。”这种在写实中又抱有希望与信仰的态度始终贯穿于李安的电影中。

益友詹姆斯•夏姆斯,中西合璧
     为什么李安能成为奥斯卡华语第一人呢?原因显而易见,因为李安不仅是个华语导演,还是个好莱坞导演。10部作品中,华语、英语各占一半,几乎所有作品都在美国本土获得投资和发行,从来没有一个华人导演会有李安这般强势的制片背景。
     而这些成绩都要追溯到同一个人——詹姆斯•夏姆斯(James Schamus)。1990年,詹姆斯•夏姆斯和好友泰德•霍普(Ted Hope)在纽约开设了一家叫“好机器”(Good Machine)的独立制片公司。恰好这时李安从台湾回到美国,开始为自己第一部长片《推手》找投资。两边都是筚路蓝缕,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合作,会引向日后双方的辉煌成就。
     正如李安是个优秀的导演一样,詹姆斯•夏姆斯是足比匹配他的杰出制片。《推手》李安原先拟定的预算是台币1350万。詹姆斯•夏姆斯经过评估后回答:“我们这个独立制片公司,不是低成本制片之王(King of Low Budget filmmaking),而是零成本制片之王(King of No Budget filmmaking)。你的预算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
     通过新的预算后,夏姆斯又叮嘱李安:若想用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事,就要“计划”。因为“计划”不花钱。千万别囫囵上阵,拍摄的前一天晚上一定要分镜,第二天早上才好明确告诉工作人员今天的拍摄任务是什么。
     詹姆斯•夏姆斯于李安的身份还不仅是制片一职,他同样还是李安8部电影的编剧(除去《断背山》,《理智与情感》)。因为除了是焦点影业(2002年由“好机器”改组)的总裁,夏姆斯还是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的副教授,文学修养深厚,品味独到。都说李安的作品中西双修,东方人和西方人都能被感染,其中夏姆斯的精妙点拨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