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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最好的时光在自觉与不自觉间(转)

侯孝贤来京,自然是大事一件,可惜当时有事外出。杂志这方面请巴乌同学去现场,后来做了一个侯孝贤自述的稿子,很好看。侯孝贤天马行空地乱弹,对于熟知他电影的听众来说,是很享受的事情。看稿子时每每想象着真人的声态。等杂志出来以后,再把文章转出来吧。

先转一个《凤凰周刊》的稿子。做得很不错。主流杂志做采访,都很注重背景部分的写作,把读者设置到一个空白状态,像《南方人物周刊》做韩寒,虽然对象的名气很大,仍然耐心地扫盲了一下。这一点,专业定位的电影杂志或许该学习一下,不必把傻瓜一下的采访冷冷地一放。

废话少叙,看文章:

 文  记者/张婷


  这位今年60岁、景深深得不行的长镜头导演,已经过了那个“非做不可,非拍不行”的阶段。
  “长镜头怎么来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我的演员大多不是职业的,镜头拉近后,一个个吓得要命,根本无法表演,那好,我就后退,远一点嘛。”侯孝贤这样解释他最著名的电影风格,令人忍俊不禁。
  片长158分钟的《悲情城市》只有222个镜头,平均每个镜头时长约为43秒,有的长达3分钟以上。不仅这部电影,他大部分作品都有类似的风格,如《恋恋风尘》平均每个镜头时长有34秒。“机位在远一些的位置固定下来,演员不可能一个个走到镜头前来说台词,那么时间和空间的意义就出来了,一切都很自然,很有味道。”
  这位善于运用长镜头的台湾导演,近日来到大陆,原计划与编剧阿城讨论其首部武侠片《聂隐娘》,无奈阿城临时去了香港。他便顺路去第三极书局为好友兼“御用编剧”朱天文的《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做签售,并在北京电影学院进行演讲。棉质休闲拉链外套、牛仔裤、运动鞋,这身随意的打扮与今年在戛纳宣传《红气球》时一模一样。他的出场,没有明星架势,却有十足的明星气场。

  电影所呈现的是童年

  侯孝贤曾对一名法国导演说:“你的影片好悲伤呀!”对方回他:“是啊,但哪有你悲伤呀,你的电影更惨。”他心里一怔,仿佛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电影悲情色彩真的很浓。这种底色来源于他的童年,他说:“我的电影呈现的就是我的童年,是传统中国人看世界的角度与方式。”
  60年前,刚出生不久的侯孝贤随全家迁往台湾,住在高雄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其家人本想客居几年,却由于时局无法回归故土。
  幼年记忆中,母亲颈上的一道疤痕,仿佛家里的一道禁忌,他不敢因为好奇而发问。长大后,才听说母亲患有忧郁症,曾经自杀过两次。而温和的父亲,常年生病,留给他的是静静坐在桌前读书写字的身影。
  自称是乡下长大的“野孩子”,他成天往外跑,其实是对家的逃离。学校的功课自然很差,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打架和看课外书。家里的书翻完了,就和哥哥一起去租书看,用菜篮子提回来。古典名著看完了,就看武侠,武侠看完了就看言情,看到没书可看。此外,只要电影院放映,他就去混,没钱买票,什么方法都试过,爬墙、做假票,新片子一部不落地看下来。
  12岁时父亲去世,18岁时母亲又去世,躲在树上看小说的无忧日子结束,侯孝贤不得不出去做事。打架的经历让他很容易进入社会,也会靠赌博赢一些钱。这些情节均在他的电影中出现过。
  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入伍之前,侯孝贤撕掉了身上的3张当票:父亲的一件西装、一支派克钢笔,还有一块手表。他在心里与以前的日子告别。
  “之前的那群朋友,后来死的死,伤的伤,为什么我没有继续走上那条路?也许还是因为我的家庭氛围,是父亲生前读书写字的样子,是我读过的那些书。”
  服兵役期满后,侯孝贤开始考大学。在部队时,他已经定下今后的方向,第一志愿是国立艺专影剧科,那是当时录取分数线最低的专业。1972年毕业后,他却没能进入电影界,有八九个月的时间只能做一份电子计算器推销员的工作。
  1973年,恰好李行导演要找场记,有人便推荐了侯孝贤。自此,他才算正式踏足电影界,先后担任场记、副导演,同时是编剧。台北的咖啡馆、茶座都是他最好的写作环境。而此时正值台湾流行言情电影,侯孝贤编剧并拍摄的《就是溜溜的她》等由凤飞飞主演的琼瑶剧,非常上座。“谁说我是‘票房毒药’来着?早年我的电影可是票房冠军,不过那还不是我自己。”侯孝贤幽默地打趣。
  转折点在1983年。他的《风柜来的人》获得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影片奖,侯孝贤的名字浮出国际影坛。他摆脱商业电影的路数,成为艺术电影作者。这部21天拍完的电影从第一个镜头开始,便宣告了他的改变:质朴无华的演员,追忆逝去的时光,青春的宣泄与迷茫,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此后,他对电影有了重新认识,感觉那是另一种语言。“我看过的曹雪芹、张爱玲、沈从文,亲人的离世,台北的乡下,所有的经历混杂在一起,像一根油里的绳子,一点就着。”
  而1980年代初,正值一批从西方受教育的电影人陆续回到台湾,包括杨德昌。他们从国外带来一些西方大师的片子,两批台湾电影人在一起交流,新的电影观念和创作观念对台湾电影的影响,自不待言。在那之后,侯孝贤的悲悯苍凉,杨德昌的冷静酷烈,都找到各自的方式喷薄而出。两人在台湾、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电影史上像两面镜子,互为映照,从他们的影片中,可以看到台湾这块变动的土地上曾被埋没的悸动和痛楚。

  特殊的选角方式

  梁朝伟在拍摄《色,戒》时,兴奋地给侯孝贤打电话,说李安的西式拍摄方法,让他新奇过瘾,表演精准到一个镜头可以重复拍10多次。而在王家卫的影片中,梁朝伟常常被灌醉后开始拍戏,而侯孝贤则是什么都不说,点点头,你可以开始了。
  在片场,侯孝贤手中通常没有剧本,没有精确的对白,常根据当天的拍摄情况设计剧情。比如下雨了,就改成一场雨中的戏。他尤为善于处理复杂的人物关系,阿城曾评价他是一位抒情诗人,电影语法是中国诗,是抒情,而非叙事。阿城认为《悲情城市》得威尼斯大奖有道理,因为片中那样庞杂的血缘关系,简直是考美国人心算,而意大利人对家族关系的理解是一流的。
  从1989年的《悲情城市》开始,历史记忆超越个人成长经历的记忆,成为侯孝贤电影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悲情城市》讲述的是1945年日本投降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台之前,一系列政治历史事件中,林氏家族所遭遇的风风雨雨,是电影题材上对在台湾一直以来被视为禁忌的“2·28”事件的首次触及。
  《悲情城市》里的演员,除梁朝伟以外,辛树芬、高捷、李天禄等都是侯孝贤发掘的非职业演员。这些各行各业的非职业演员,像真的生活那样去表演,吃饭就是热饭热菜香香地吃,关门回房间进去了也许就不出来了,这些全无正统可言的表演使他的影片有了另一种特殊的味道。
  侯孝贤坦言,不会刻意搞什么选秀去物色演员,偶然的一次机会,认识一个朋友,感觉还不错,随后忘记了,后来无意又听说了这个人的一些事情,慢慢地,此人的形象开始立体起来,某天需要一个角色的时候,他/她就会从脑海中突然跳出来。身边的经纪人有时也会向他推荐一些感觉不错的人。“至于什么样的演员才适合我的戏,那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气质,但是我一看就准。”
  这种特殊选角方式带来的表演问题,让他开始采用长镜头,也让他形成自己一套特别的导戏方法,他的眼睛能看到他们的内心。
  一个连说话都很温和的人却要演一个打架长大的地头蛇,侯孝贤领他去专门为帮派理发的发廊理平头,一身黑衣,脖子上戴粗壮的金链子,双臂画上刺青。这个温和的人,走在街上,发现迎面而来的路人都在回避和他的目光对视。这样生活几个星期后,他在影片中所显示出来的爆发力,让人吃惊。对于非职业演员,表演的惯性会持续更长时间,甚至有一次,这位演员跟杨德昌打招呼,因为杨德昌没有听见没理睬,竟然突然大发雷霆地拍桌子。
  侯孝贤讲起这些帮助演员塑造角色的故事,乐不可支。他还习惯用星座去分析人,比如刘嘉玲是射手座,自然演戏时现场的爆发力很强。而舒淇与他同属白羊座,性格强悍,他会顺着那股飙劲引导她,在试拍的时候甚至让她发怒,最后剪辑时用的其实就是试拍镜头。《千禧曼波》在坎城影展上映时,舒淇看了自己的表演后,哭了很久,从业这么久,她第一次看到自己在银幕上是另一种状态。“但这种方式带来的张力用一次就不灵了,她飙完之后发现我原来是个纸老虎,哈哈。”
  问及与大陆演员的合作计划时,侯孝贤表示是迟早的事情,但是对在大陆拍片有顾虑,不知从何下手。大陆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有趣的变化太多,可以拍的题材丰富,但是他完全不熟悉这边的生活,抓不准,要拍也只能拍1949年之前的内容。

  电影之外的侯孝贤

  在台湾,知识分子会积极显示出对公共领域的关注和投入,很多文化界人士都与社会运动有着紧密联系,侯孝贤也不例外,2004年,他与政治走得很近。
  2004年1月11日,在充满艺术气息的“台北之家”,侯孝贤担任召集人,几十位台湾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宣布组成“族群平等行动联盟”。该联盟发表声明:为防止台海政治人物操作族群议题、撕裂族群,族群平等行动联盟将以第三势力监督台湾“大选”中政治人物的言行。联盟成立后,随即发起“反操弄、反撕裂、反歧视”宣言联署,并成立台湾民主学校。
  台湾的文化名人不少,但是愿意出来担这个头的人却不多,因为太容易被扣帽子、贴标签,而且文艺圈里很多人都从当局的基金会申请基金,会有顾虑。但是侯孝贤拍片不靠台湾政府投资,不怕得罪政府。
  “只有政治客会挑逗台湾的省籍问题,取得政治利益,平常谁会做这种事?现在还谈本省、外省,无稽之谈。台湾本省、外省的通婚已经很普遍,移民从很早就来了,以前这里是原住民,荷兰人很早就来台湾,招募很多大陆沿海的人来台开垦。”侯孝贤说。
  这个联盟从成立至今,现在仍有聚会。当时,国民党的秘书曾来找过侯孝贤,让他当官,他推辞了。后来又有帮会来查他的账,查了1年,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我没有犹豫和后悔卷入这次政治,没什么了不起。”
  在北京停留的短暂几日,侯孝贤早上7时会爬上景山,散步一圈,今年60岁的他,身体并没有开始发福,依旧健魄干练。北京的朋友知道他爱唱歌,请他去KTV。作为生平一大爱好,1986年,他就出过一张名叫《太阳》的闽南语专辑,当然也是他唯一的一张专辑。1992年他和林强演唱过影片《少年也,安啦》里的一曲《无声的所在》,1993年《戏梦人生》里演唱过《港边惜别》,1995年的《好男好女》中则和伊能静一起唱过山歌。在台北的KTV的歌曲库中都能找到侯孝贤的曲目。1997年法国导演阿萨亚斯向他致敬的纪录片《侯孝贤画像》的结尾,便是他在卡拉OK厅里接连唱了几首歌。不过,在北京的KTV里,他却疲惫地睡着了。
  这位今年60岁、景深深得不行的长镜头导演,已经过了那个“非做不可,非拍不行”的阶段。他说自己最好的时光是三四十岁时,处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意识到什么东西,但却又捉摸不透,只能慢慢靠拍电影去寻找。而今,在他看来,一切都已明了,可拍成电影的内容到处都是,只看怎么拍。他的电影工作室整合方面资源,为很多热爱电影的年轻人提供机会。
  在北京的最后一夜,他的结石病发作。在忍耐了5个小时、疼痛没有任何缓解后,他回到宾馆,洗了个澡,换上干净的衣裤,然后才躺到床上给朋友打电话,被送往医院。他毫不避讳地强调,特意选了一条最新的内裤换上,别真有什么问题,到医院检查时,发现内裤上有一个洞。这就是侯孝贤现在的状态,对自己有周全的安排,经验丰富,内心仁厚,不见锋芒,但有种柔和安定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