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ovier - 极影客

你们都知道，我很喜欢特吕弗，他对待任何一个情人都是不同的，他用他的方式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特殊的。我也有幸碰见过很多女人，但我没能像他那样处理得很好。

我还见过伍迪·艾伦，他也为女人而焦头烂额，我对他表示同情，但也不过是同病相怜罢了，希望我那些曾经很糟糕的故事能让他好过一些。

爱尔丝·菲舍尔

她是我第一个妻子。结婚的时候我刚刚因为在歌剧院的一点小名气而被斯文斯克电影公司找过去，我写了一个描写我学生时代经历的剧本，他们居然决定投拍。我趁机要求了一个场记的工作，鬼知道场记是干什么的，我常常忘记自己的身份，不断干预导演的拍摄工作。

我不能错过机会，之前旅行演出的滋味可不好受，我和菲舍尔就是在那时候结识的，她是一个舞蹈家，在剧团当舞蹈指导，她很温柔、聪明，也很有才华，还喜欢开玩笑，我觉得很有趣。

结婚前一个礼拜我突然畏惧潜逃，但不久又跑了回来。或许，我还没有做好准备，之前的塞西里亚认为我没有出息，玛丽亚也对我厌倦至极。我们结婚之后住在一个有两个房间的公寓里，1943年圣诞夜前夕，我们生了一个女儿。

接下来，我受雇于赫尔辛堡市立剧院的导演，那个地方的暖气能把老鼠熏死，没熏死的则长得又肥又壮，每次都把机械师傅养的肥猫追得落荒而逃。

菲舍尔没有和我同去，她和孩子染上了肺结核，我的薪水刚好够支付她们的治疗费用。菲舍尔为我推荐了一位她以前的同事，叫艾伦·伦德斯特伦。

艾伦·伦德斯特伦

艾伦刚结婚不久，她的丈夫是个摄影师，婚后去了非洲。艾伦长得很漂亮，甚至可以说是性感迷人，当然也有才华。我和艾伦很快坠入爱河，她不久有了身孕，我只好向菲舍尔摊牌，你们能想象到她的痛苦，她说，“你要付我赡养费，你付得起吗？你这个可怜虫！”

我那时真是可恶至极，不过也是因为心中压着一股说不出的痛苦。我受到了锥心之痛，却只能像被狗咬到那样疯狂反扑。我不相信任何人，也不爱任何人，我只关心我自己。一股性欲的冲动把我推向不忠实的行为，我被欲望、恐惧、苦恼以及罪恶感所折磨。

我只好拼命工作，或者喝酒，来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接下来我又去了哥德堡，在那里，哈马伦交给我很多舞台的学问，虽然我们是从冲突开始的，但在那之后，他成了我心目中的父亲形象。你们或许知道，我并不喜欢自己的父亲。

1948年，艾伦生了一对双胞胎，我们搬到了哥德堡郊区。这时候，艾伦的继父却自杀了，身后留下一屁股的债。艾伦的母亲常常在夜晚哭泣，这让艾伦无法外出工作，生活变得一团糟。我们的性生活也停止了，因为我的岳母和她的小儿子就住在隔壁，中间只隔了一道薄薄的板子。

我已经三十岁了，事业还没有起色，我们变得经常争吵，我们都很任性，而且都不讲理。我在哥德堡并不快乐，无路可走的时候，不免会拈花惹草。艾伦知道我欺骗她，觉得绝望透顶。

然后我短暂去了一趟法国，我和艾伦互相通信，但是小心翼翼，我知道现在我们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但我们的婚姻却充满了痛苦和折磨。

贡·哈格贝里

在法国做剧本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美俄混血的女画家，她的体格很健美，嘴巴很性感，我们之间很快擦起了火花，两个寂寞的人凑合在一起从事创作。剧本做完后，我前往赫尔辛堡准备外景。几年前我和艾伦就是在那里结婚的。这时有一家电影杂志前来采访，一个漂亮迷人的主编和她的助理贡·哈格贝里，我被那位主编深深吸引住了，然而她有事离开，留下了我和贡两个人。我们去压马路，不知何故，竟高兴地互相接起了吻来。

贡长得漂亮高挑，眼睛很蓝，喜欢大笑，个性很开朗，晚上睡觉会梦游。她不太在意自己，对生活也不挑剔，却是真正在生活着。她患有胃溃疡，时常发作，她自己也不在意，只要暂停几天不喝咖啡，服些药就好了。她和丈夫的关系很糟糕，她也不很在意，她觉得任何婚姻迟早都会变得乏味无趣，最后只剩下性关系的往来而已。总之，人生对她而言是庄严的，一切顺其自然。

那时候，我们总是找机会秘密会合，直到她丈夫要去东南亚出差6个月，我们决定趁机去一趟巴黎。我回去和艾伦谈这件事情，就像后来的《婚姻场景》中那样。

我们在巴黎呆了3个月，那的确是自由而快乐的。但对艾伦和小孩的背叛，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刺痛着我的心扉。而且贡的丈夫要提起法律诉讼，我看着贡和律师离去，就很生气和狂躁，我心里害怕，然后害怕又再制造新的害怕。

我们搬出来住，但有一次，贡的丈夫载她出去，然后强暴了她。我听了后，离开公寓，在街道上到处乱跑。我无法忍受，我们之间的爱受到了创伤，更何况经济上的压力也是咄咄逼人。

无路可走之下，我去向斯文斯克电影公司借钱，代价是五部电影的导演和剧本，并且要在三年内完成。贡在1951年4月为我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离婚后，贡开始学南斯拉夫语，取得了博士学位。她找到了自我，但我们的儿子却受到了伤害。多年后，贡在南斯拉夫车祸丧生，我和儿子一起去参加丧礼，他拒绝和我交谈。

凯比·拉蕾苔

凯比是世界闻名的钢琴家。我们在1959年9月结的婚。这是一段全新的、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我也从消沉疲倦中开始拍摄《处女泉》。

一直以来，我都在为供养几个家庭的生计而心力交瘁。在和贡离婚前，我结识了哈丽特·安德森，后来又认识了毕比·安德森，我和她们共处了两三年的时光，最重要的是，我们成了终生的朋友。

我和凯比，从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成功稳固的婚姻，两个成功的个体结合在一起，在美丽的布景和完美的灯光投射下，没有人看得出这个婚姻其实是破绽百出。我们都在寻求自我的认同和生活的安全感，并且不断努力地取悦对方，我们都戴着面具在生活，只是这个虚伪的面具并没有维持多久就粉碎无遗，我们互相以逃避的目光瞪着对方，一切转而成为徒劳无功。

凯比是音乐家，这一点我受益很多，她同时也喜爱戏剧，我是戏剧导演，同时喜爱音乐。但我们一起生活的那几年里，却不知不觉互相破坏了对方的爱好。这真是悲哀的事情。

我们在1966年离婚，成了好朋友，回到未结婚前那样，各自用业余的眼光去评判对方的艺术。

丽芙·乌尔曼

我是1965年认识的乌尔曼，那时我正在养病，有一次看到毕比的照片，她坐着靠在一面深红的木墙上，她的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女演员，她们很像，但又有些不同，我正好在构思《假面》，就让她们过来出演。

在拍摄的时候，我和乌尔曼陷入了热恋，我疯狂地爱着她，连同我们工作的法罗岛。我辞去了皇家剧院的工作，和凯比离了婚，并和乌尔曼移居到法罗岛。我是打算和她在那里终生厮守的，所以都不用在法律上结婚了。

乌尔曼出生于二战前夕的日本，父亲和祖父先后在战争中死去，恐惧而悲伤的童年经历使她养成了在封闭的浴室里寻求安宁的习惯。不过她还是很坚强，无论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她都单纯的通过镜头向观众传达她的感受。她是人世里的女人，是妻子，是母亲。

我很高兴，能帮助她在2000年打造那部《不忠》，虽然很多人错误地将之归为我的作品，但她毕竟显露出了自己的才华，那将缓解我离开电影后的悲哀。

英格丽

和乌尔曼分手后，我与英格丽接了婚。在那之前，我们已经相识了二十年。我也已经53岁了，我不再那么害怕死亡和堕入悲伤。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不再分开，包括那场税务局的官僚们带来的无妄之灾。

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容易入睡，但却经常被一些讨厌的梦所骚扰，像谋杀、酷刑、窒息、乱伦、毁灭、精神错乱等等。年纪大了之后，老是做逃避主义的梦，但大多友善，而且舒适。

英格丽总是带给我这种舒适，我们一个想事情，另一个就配合对方。我不想描绘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我无法想象我们分开的情况，不愿意也不能想象来世的生活。

我知道我总要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