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ovier - 极影客

     这两天又看见了有关于演员赵丹的新闻，就又想起了《武训传》。当年在一本介绍中国电影史类的书籍上知道《武训传》被禁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不过是短短一句话而已，没有过多地介绍。看见了演职人员名字里有赵丹记忆很深刻，再后来上网的时候故意搜索了一下电影的基本情况，心里放不下，想要写一点东西，表达一下自己的郁结。又看见了赵丹的新闻，这次再也不能等待了，写了下面的文字。

     1951年5月，《人民日报西山报》发表了一篇处在毛泽东之手的社论，题目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全文如下：

    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社论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０日在发表杨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一文时，我们说希望因此引起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进一步的讨论。为什么应当重视这个讨论呢？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试看下面自从电影《武训传》放映以来，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中报纸和刊物上所登载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的一个不完全的目录： 

题目 作者 报刊 日期 

编导《武训传》记 孙瑜 光明日报 二•二六 

武训传电影和武训画传 长之 光明日报 二•二六 

我看《武训传》电影 李士钊 光明日报 二•二六 

我看了《武训传》电影 陶铸 光明日报 二•二六 

武训传——电影故事 罗维 工人日报 二•二六 

介绍武训画传 管大同 光明日报 二•二七 

武训传 紫光 新民报 二•二七 

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看电影《武训传》有感 谷风 新民报 二•二七 

关于电影《武训传》 王赓尧 新民报 二•二七对 

《武训传》的意见 项若愚 魏兆兰 新民报 二•二七 

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 董渭川 光明日报 二•二八 

《武训传》观后 夙隽 新民报 三•一○ 

论《武训传》 杨雨明 北京文艺 三•一五 

端木蕻良 二卷一期 

《武训传》丑化了劳动人民 江林 新民报 三•三一 

我对《武训传》的意见 林 光明日报 四•二 

武训传能表现我们祖先的伟大吗？ 田家美 新民报 四•二将 

《武训传》的争论明确起来 书亭 人物杂志 五•五 

由武训和周大这两个人物谈起 赵桓 天津日报 三•一九 

——《武训传》观后

推荐《武训传》 阮丁 进步日报 三•一九 

《武训传》观后感 果鸿远 步云升 进步日报 三•二三 

文清夏 文华评 

《武训传》 时伟文 天津日报 三•二八 

我看《武训传》 李歆 天津星报 三•二九 

《武训传》教育了我 坤瑜 天津日报 四•四 

不能接受武训的传统 静知 进步日报 四•四 

关于《武训传》 程庆华 进步日报 四•四 

我对武训的看法 恂 进步日报 四•四 

武训的“反抗”变成了帮忙 洪都 进步日报 四•八 

对《武训传》取材问题的一点意见 方辉先 进步日报 四•八 

关于武训不是我们好传统的商榷 鲁男子 进步日报 四•八 

我怎样演武训的 赵丹 上海大众电影 一九五○第九至第十五期•十•一六 

武训传（报纸连载画传） 孙瑜编 新闻日报                一二•一四至一九五一•一•三○ 董天野画 

《武训传》与中国封建社会蒋星煜 大公报 一二•三○ 

在苦难中成长的《武训传》王蓓 大公报 一二•三○ 

我怎样表现武训的“梦” 孙瑜新闻日报 一二•三○ 

编导《武训传》前后 孙瑜大众电影 一九五一第十四期•一•一 

看了《武训传》之后的意见戴白韬 新闻日报大众 一•一 

文汇报 一•三 

《武训传》观后感…… 马侣贤大众电影第十四期一•一 

育才学校师生谈《武训传》大众电影第十四期一•一 

看了《武训传》的一些体会顾慰祖 文汇报 一•六 

《武训传》半解 史果 新民报晚刊一•六 

对《武训传》的粗见 立行大公报 一•一三 

从《武训传》谈起 王鼎成新闻日报 一•二七 

小论表现历史人物问题 言萌文汇报 三•二九 

下面是关于武训的几本在一九五一年初出版的新书： 

武训传（电影小说）孙瑜著，上海新亚书店出版 

武训画传李士钊编，孙之俊绘，上海万叶书店出版 

千古奇丐（章回小说）柏水编，上海通联书店出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 选自《人民日报》社论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０日＊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历史上的武训是怎样的一个人，毛泽东责成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作实地的调查。调查团用了二十多天时间，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对武训的情况做了大量的调查，形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记经毛泽东亲笔审阅修改，从当年7月23日开始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六天每天连载，字数达四万五千多。分为五个部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在评论武训时，冠上 “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帽子。就这样，对于《武训传》的讨论就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大批判。没过多久，批判升级，武训的帽子越来越多，诸如“大流氓”，“大骗子”，“大地主”，“大债主”，“帮凶”，“反革命”，“封建僵尸”，“封建社会中最丑恶、最虚伪、最反动的奴才”，“从头顶到脚底，从皮肤到血管，浸透封建主义的毒素”，是“实行西太后的反革命路线的最忠实最驯服的走狗”，等等全部用来贬斥一部以歌颂为主题的电影主人公和历史真实人物。电影《武训传》甚至被人说成是“对新中国的挑战”，《武训传》成为了新中国建国后第一部被禁的电影。

     毛泽东的语言犀利尖锐，诸如“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之类话语,已经超脱了社论的口气，是一种明显的责问地语气。质疑电影艺术之外的非电影类的问题，完全是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也是导演和主演们没有想到的问题，根本没有丝毫想要诋毁新中国的意思，竟然成了反革命的论调。

     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发表在《文艺报》上杨耳的文章《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编者按”严厉地指出：“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曾经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纸刊物的广泛评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们写的评论）全都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 成为《武训传》被禁的前奏，时隔几天，毛泽东发表了那篇批论性的文章。

     其实早在《武训传》上映后，就引发了两种截然相反意见的争论。赞扬者认为，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批评者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种“缺乏思想性有严重错误的作品”。这本是文艺界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实属正常现象，而毛泽东却认为，电影《武训传》宣传了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思想，必须严肃批判。他严厉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或者容忍对它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他说“一些号称学好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并由引得出“资产阶级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的严重结论。

     他把武训行乞兴学放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中加以分析，并进而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根本问题。

     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严重的，包括导演孙瑜在内的广大演职人员，甚至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文化局长夏衍，文化局副局长于伶等一大批相关人员都作了检讨，全国组织有关人员观看电影，作为反面教材教育人们不要受到电影的毒害。事实证明这并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十年文革”的时候，电影的问题被别有用心的江青集团重新利用，追加迫害赵丹等一大批中国的电影艺术人员，锒铛入狱。

     批判持续一年多。这一批判严重地混淆了思想艺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使著名的编导孙瑜受到沉重的打击，40多位同志受到牵连。也给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的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据统计，1950年，我国拍摄国产故事片29部，1951年仅有1部。1951年至1954年4年中，共计拍摄了16部。

　　武训这种“行乞兴学”的举动，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山东民间有好几起，社会对此看法各不相同。但是，作为特定年代的特定人物，武训的办学精神，还是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赞誉。1944年夏秋之交，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重庆约见著名电影编导孙瑜，提议将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搬上银幕。陶行知特别强调了一点：“乞丐的形象虽然不美，但是那颗比金子还宝贵的心灵，应该在全社会熠熠闪光。”

　　孙瑜受到启迪，急不可待地收集了相关武训的资料。但是提到议事日程，考虑制片的种种困难，又模棱两可，动摇不定了。

　　1946年，孙瑜因事从美国出访回来，在南京玄武湖畔见到一群被警察称为“小流氓”的流浪儿。其中一个领头的，被警棍打得头破血流，窜逃时还捡起一本《三毛流浪记》。孙瑜出于同情心，给了他两块钱。岂知那孩子不肯接收，跪在他面前痛哭起来：“好心的先生，只求你帮助出口气。我们只是家里穷得上不了学，不是坏孩子啊！”

　　这时，十几个流浪儿，也齐刷刷地跪下。孙瑜将他们一个个扶起，动情地说：“好吧，画家张乐平为你们鸣不平，画了《三毛流浪记》。我也为你们编一部电影，奉劝社会上的好人扶贫济困，让穷孩子都能安心读书。”

　　孙瑜是位言行一致，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他一到上海，便在昆仑影业公司找到挚友赵丹。赵丹是江苏南通人（祖籍山东肥城县），经常听说苏北高沙土一带失学儿童很多，有的地区方圆几十里都没有学堂。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很快拿出了剧本初稿。陶行知看了，心情非常激动，连声称好。他说，这部片子，干脆定名《武训传》，不必忌讳什么乞丐不乞丐。谁为民造福，就为谁树碑立传。我想，只要大家通力合作，有了名导演、名演员，肯定会出名片，具有轰动效应。

　　1948年3月，位于南京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开拍《武训传》了。主要演员除了赵丹，还邀请了吴茵、王蓓、张翼等。由于新闻媒体大加炒作，以至马上传遍全国各地。连美国华人协会主办的《唐人博览报》，都在评论中指出：“这是提倡识字运动，普及乡村教育的推动力。”

　　可是，影片只摄制了三分之一，便因经济困难而停机。同年11月，孙瑜向宋庆龄女士作了汇报，在中国福利会支持下，昆仑公司买下了该片的拍摄权，以及已拍的4本拷贝。

　　“昆仑”是民营影业公司，曾经出品了诸如《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和麻雀》等优秀影片，所以对《武训传》这部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作品相当重视，决定请孙瑜重新加工润色，将一些“闹剧”情节改为“悲剧”。其时，郑君里、陈白尘、蔡楚生等电影行家，又针对剧本进行了多次讨论。认为应该重点突出武训时代兴办教育的艰巨性，以激励国人重视培育后代。

　 1949年7月，孙瑜在北京参加第一届文代会，期间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且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周恩来一再指出：在演活武训这个人物的同时，一定要演活他的精神，千万不能简单化，搞形而上学主义。

　　为了贯彻这一指示，让演员深入生活，挖掘主题，孙瑜又带领剧组至山东省聊城（原堂邑县）武训故乡，实地参观访问，听取武氏后人的详尽介绍，和当地群众的意见和评论。

　　1950年底，《武训传》历经反复的修改加工提高，终于封镜完成。翌年2月21日晚，在中南海首映。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中央首长均来审阅。朱老总当即肯定了《武训传》的教育意义。周恩来认为“此片除了少许艺术方面的缺陷，主题十分积极、向上。”

　　《武训传》正式公映后，各地反响强烈。由于褒贬不一，自然造成争议，甚至连毛泽东都非常关注，专门将该片调进中南海，认真观看了后说，有论战，才有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

　　1951年六七月间，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从山东回到京城后，到处煽风点火，不择手段地判处了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死刑，并因此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连孙瑜、赵丹等亦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

      武训，历史上确有其人，武训乞讨办学在历史上也是真实存在的。中国历史上对于其人其事的观点“誉之者多，毁之者少”。这只是论者在思想上的异见而已，根本无须涉及到政治问题。

　  对于一部电影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心平气和的讨论，在讨论中否决错误的，发展正确的。可惜这个运动始终是文艺批评其名，政治批判其实，间接影响了以后其他类似问题的处理方法。

     在访问了武训家乡一带三个县，搜集了许多县志、账册等文字资料后，调查组主要成员和执笔者人民日报社袁水拍、中宣部钟惦斐、文化部李进等三人（江青的化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宣称“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这样的说法完全违背了马列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任何事物都有偶然性和必然性，封建主义下的学校是封建主义服务自我统治的思想禁锢的场所，但是也不能完全掌控人民群众的进步思想，封建主义教育下也会产生进步的思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孙中山和毛泽东中国两位革新巨匠，都是受过了传统的中国文化教育。另外强调在封建主义前提下，农民没有自我教育的机会，不能受教育不能学文化，完全是抛弃了马列主义的特殊性原理。

     其实事件的真实目的是毛泽东借此提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人物，应当说是重要的，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关于武训办义学这件事，毛泽东指出：“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这只是一个没有全面正确认识事物的失误。到后来“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已经是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以上两句话摘自《毛泽东文选》）。毛泽东原来的目的就是要抓住对电影《武训传》进行讨论和批评这个机会，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教育人们用这个观点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看待历史人物。

     谈到了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毛泽东表示：“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受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 当时在对人的处理上是比较慎重的。影片的导演孙瑜，在运动中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的工作，仍然让他继续执导一些影片。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文艺界代表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还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并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判，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但是事件的量与度下边的人完全没有把握好，党报，由于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积累的极大威望，在我国远远超过一般新闻媒介的影响，在批判《武训传》过程中，党报正是不适当地运用了这种影响。先是四百字的“编者按”其后继续有社论指出“承认或者容忍这种（对武训的丑恶行为）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华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以不是报纸常态的口吻明令：“凡是放映过《武训传》的各城市，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组织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对武训、《武训传》以及有关武训各种赞扬文字的反动的错误的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并有意将问题扩大化“对《武训传》电影及其他有关武训的各种著作中的错误观点，必须进行一个全面的、有系统的、深入的批判。” 以致最后所有肯定过电影的有关领导及文教界人士数十人，均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作公开的自我批评和检讨。

      事情发生发展是别有用心的人用来陷害和诟病别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的说明了党中央实事求是，认真对待，还历史一个事实。以江青为统帅的，人民日报和文化部联合组织的调查组自我主张，先有结论再找材料，目的是证明《人民日报》社论完全正确。参加过调查的一些人事后说：调查目的很明确，就是证实５月２０日社论作的结论，所以事先就通过当地组织提醒被调查者，“（对武训）就拣坏的说。”

      夏衍在文章中说过：“《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三十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这一次事件孙瑜、赵丹由于后来周恩来插手保护而没有整垮，但是江青对他们是不会甘心的。”

      事件就是这样产生了。

      时间到了198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作长篇讲话时，一再强调要爱护文艺队伍：“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34年后在1985年9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讲到：“解放初期，1951年曾经发生过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这个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并且还提出不论“电影《武训传》有什么缺点，首先也是一个电影艺术的问题。”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委婉地说道：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搞错了，是一场大冤案！

有些参与《武训传》讨论的人坚持认为，武训行乞办学，客观效果即使像多数论者所分析的那样不好，起码他兴学的动机出发点是好的。当时哪怕是有一个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最底线，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