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文章
 

如果牡丹会说话:《歌女红牡丹》

                   如果牡丹会说话:《歌女红牡丹》
    
      1927年,世界上第一部“会讲话”电影在好莱坞首映的第二年,上海的首轮影院就开始播映有声片了。有声电影的时代到来已是大势所趋。而且中国观众也盼望银幕上的明星能说话。1926年,默片时期的艳星杨耐梅在北平新明剧场登台,票价比梅兰芳还要高,居然天天满座。原因就是杨耐梅久在银幕上出现,但一直未能开口说话,现在即便唱的是北方人听不懂的粤剧(杨耐梅是广东人。)观众也受好奇心的驱使而趋之若鹜。
      面对这一新兴的技术和美学变革,各大公司都在蠢蠢欲动,明星公司能够抢占先机,于1931年摄制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借此郑正秋正式向自己亲手开创的默片黄金时代发出了挑战,而明星老板之一周剑云则圆了自己儿时的梦想。周剑云九岁时从内地来到繁华的上海,当时使他最感兴趣的有两样:一是留声机;一是电影。他觉得留声机有声无影,电影有影无声,都是美中不足。有声电影正是他理想中有声有色,极尽视听之娱的媒体。
     《歌女红牡丹》耗资十二万元,由明星公司的一线红星胡蝶、王献斋、夏佩珍、龚稼农主演。期间反复试验,拍摄历尽艰辛。《歌女红牡丹》中的二十余位演员,分别来自广东、山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六省,语言相当混杂。为此洪深主办语言训练班,让演员熟读剧本,逐一纠正发音。
     由于技术和资金上的限制,当时尚不能采取先进的片上发音方法,只能采用蜡盘发音的方法。摄制时,既要使演员的动作、口型和声音吻合,又要照顾到千人左右的影院的音响效果,还要在没有隔音设备的情况下要避免一切杂音,总之是困难重重。导演张石川回忆说:“前后失败了有4次之多,到第5次才算大功告成。那4次失败的时候,我们全体同志,有时真急得要哭出来,有时真急得走投无路,真是吃了千辛万苦。”
     拍摄《歌女红牡丹》,花费了近六个月的时间,打破了张石川拍片的纪录。期间,张石川制定了极为严格的纪律制度,无论是谁,一律不准迟到早退,无故请假。一直是明星公司当红小生的朱飞,就是因为工作态度不严肃,而被张石川毫不留情的解雇。周剑云曾感慨:张石川脾气虽然不好,但做事情很有魄力,明星能拍出第一部有声片,不能不归功于他的果断与行动迅速。
    1931年1月下旬,我国第一部真正的有声影片终于摄制成功,《歌女红牡丹》在明星大戏院试映,3月3日在光陆大戏院招待各界,3月15日在新光大戏院正式公映。由于是中国第一部国语对白的有声片,片未开映,座已告满,盛况空前,不仅轰动了全国各大城市的观众,同时也吸引了南洋的侨胞。上海远东公司、青年公司纷纷以高出默片10余倍的价格,购买该片在南洋各地的上映权,一时传为美谈。
      当时上海各报均撰文大加赞扬。《歌女红牡丹》的表演是出色的,均有上佳表现。姚苏凤在当时这样评说该片:“我在试片时,曾经几次看过,觉得有几点好处:一、声音很准确、很清楚、很自然、很扼要。二、情节很凄婉、很曲折、很有刺激、很有回味。三、表演很细腻、很紧张、很有力量、很见功夫。四、穿插很繁缛、很浓厚、很可发笑、很可感触。”
    明星公司还特为该片出版了由周剑云编辑的《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特刊。该刊16开本,共140页,由上海华威贸易公司发行,刊有主要演职员的照片及电影剧照30多幅。有朱大可撰写的《歌女红牡丹》本事及洪深的《歌女红牡丹》对白剧本。还有周剑云、张石川、程小青、胡蝶、郑正秋、严独鹤、周瘦鹃、戈公振、顾肯夫、姚苏凤、程步高等人评论介绍影片的文章,以及上海各报对该片的宣传文字。特刊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编排新颖,十分吸引人。
   《歌女红牡丹》虽然是我国最早摄制的有声片,不过它是蜡盘配音的有声片,而且只有主题曲《可怜的秋香》一段才有微小的声音。从技术和艺术上讲,这一次的初试啼声都不够响亮。《歌女红牡丹》的一炮而红,促使了各个公司进一步探索有声片的拍摄技巧。直到1931年,中国电影才出现片上录音的有声影片,即“大中国”和“暨南”合股摄制的《雨过天青》,还有“天一”公司摄制的《歌场春色》。这两部有声片都是在外国人的技术支援下摄制完成。
    《歌场春色》1931年10 月10日在上海光陆大戏院上映,获得了很大轰动,尤其是在南洋一带,卖座率很高。影片根据笑舞台新剧《舞女美姑娘》改编。杨耐梅、宣景琳等主演。片中加插了大量歌舞场面和上海闻人的演讲。
    1933年夏,司徒逸民、马德建等人自制的的录音机试验成功,定名为“三友式”电影录音机,接着,正式成立了电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影的有声片拍摄终于摆脱了对国外技术和设备的依赖。《桃李劫》是用三友式录音机同步录音的。《渔光曲》中的歌曲也是用三友式录音机录制的。
     中国的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的转变,所历经的时间远远要比西方长。它从第一次在影片中配放蜡盘录音的歌曲,到完全停拍无声片,时间长达七年之久,其间经过了从蜡盘发音到片上发音,从部分段落有声,到只配音乐、音响、歌唱而无对白的配音片,最后再到完全的有声电影的过程。
     1935对于中国电影来说,绝对是个值得记念的年份。1935年3月8日,阮玲玉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后自杀。四个月后的7月16日,郑正秋辞世,年仅47岁。与此巧合的是,默片于这一年在中国影坛渐渐消失了,似乎是在配合着这两位默片时代标志性人物的离去。
PS:
     大中国拍摄的有声影片《雨过天青》遭到了明星公司等的攻击,使该片在营业上大受损失。大中国的老板顾无为为此怀恨在心。
     1931年,《啼笑因缘》推出单行本,“明星”趁热打铁,有生意眼的张石川立即和张恨水达成协议,购得了影片摄制权,并请《新闻报》主笔严独鹤改编剧本。明星在《啼笑因缘》上押足了宝。顾无为为了向明星报复出气,他钻了空子。他匆匆赶出了一份《啼笑因缘》的电影脚本,也申请到了“准予摄制”的执照,并在报上作公布。
      这下演出了“双胞案”,“明星”走投无路,只得去找与黄金荣地位相当的另一位“海上闻人”杜月笙出面调停。明星三巨头张石川、周剑云、郑正秋一同屈辱地拜在杜的门下,并献上大洋十万作为孝顺费。经过如此一番活动之后,调停成功,双方“和解”。十万银元,满腹辛酸,就换来一纸“调停启事”的公文。
     自此,明星公司元气大伤,可谓有啼无笑。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例规范购买改编权的现代化商业操作,就这样在电影界的恶性竞争和个人恩怨面前遭到了彻底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