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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30年代之1933，那时花开

                     1933年的电影皇后选举

  

      1933年的元旦，上海新创刊了《明星日报》。乍一开张，该报就以其举办的一项独特活动引来万众瞩目，满城争说，其销量直逼当时最负盛名的“申”（《申报》）、“新”（《新闻报》）二报。为它带来轰动效应的是每天在头版下方刊出的“电影皇后选举大会票数揭晓”专栏。1929年和1931年好莱坞的巨星范朋克和玛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曾两度访华。因为范朋克任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的主席，而学院开展的一项最重要的活动。即是奥斯卡奖项的评选，而玛丽·璧克馥在1929年也因主演《弄情女子》而荣获第二届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于是，在他们访华的时候，上海的媒体也对此大肆宣扬。1933年《明星日报》发起的这次选举，明显受其影响，其选举规则的第一条就坦言承认：“本报为增进读者兴趣起见，特援欧美报章之例，发起电影皇后选举大会。”胡蝶在她晚年的回忆录中也写道：“电影皇后”的选举，与玛丽·璧克馥的获奖和访沪不无关系。当然，《明星日报》没有权威，也没有财力举办像“奥斯卡”这样综合性的电影大奖，权衡之下，举办最佳女演员奖——电影皇后选决，在可行性和商业性方面，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了。而且当时的上海确实已经具备了选举电影皇后的条件，中国奥斯卡之梦的帷幕就这样缓缓开启。

      选举活动原定一个月，即到1月30日截止，并预备在选出电影皇后之后，举行盛大的加冕典礼。由于刚开始的投票并不踊跃，所以筹委会决定延期一个月。在选举过程中，《明星日报》不惜篇幅，每日将选举票数和投票人及被选举人姓名公诸报端，于是很快引起电影届和广大市民的普遍关注，投票人数与日俱增，投票人的地域范围也很广泛，除上海一地之外，北平（今北京）、天津、汉口（今武汉）、南京、开封等各大城市均有选票寄来，最远的选举信甚至来自日本东京和神户。电影皇后的竞争集中在“明星”、“天一”、“联华”这三大公司之间，呈三国鼎立之势，其中“天一”的陈玉梅一枝独秀，“明星”的胡蝶和“联华”的阮玲玉则紧随其后。2月26日，选举活动已接近尾声，是日，《明星日报》除了在本报刊登广告之外，还在《申报》和《新闻报》上刊出广告，声明投票时间至28日截止，决不延长，届时将在北京路（今北京东路）大加利茶社举行总揭晓。到投票截止日2月28日，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这一天，选票潮水般寄来，筹委会一天收到的选票竟然比选举以来两个月收到的选票总数还要多，竞争呈现白热化态势。为了显示公证，这天《明星日报》邀请了上海各界名流参加揭晓仪式，监视开票，以示郑重。选举结果，“明星”的胡蝶以二万一千三百三十四票（当天收到一万五千七百八十六票）遥遥领先，当选为“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第一届电影皇后”；“天一”的陈玉梅得一万三千零二十八票（当天收到六千零八十票），屈居第二；第三名是“联华”的阮玲玉，得七千二百九十票（当天收到二千六百七十票）。以下名次分别是徐琴芳、朱秋痕、钱似莺和卢翠兰，得票都在千票以上。
      选举截获揭晓以后，《明星日报》准备举行盛大的加冕典礼，一为庆祝，二来也能借此扩大影响，但是却遭到了胡蝶的婉拒。
      当时，有关“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因与胡蝶跳舞，无心军务，才导致东北失守的谣言刚过去一年，前车之鉴，胡蝶不能不小心翼翼。当时正值一二八事变不久，人们的爱国热情正浓，于是报社灵机一动，决定打出“救国”二字来号召，发起“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既可以庆祝蝴蝶当选“电影皇后”，又可以将门票收入用来捐助抗日。胡蝶欣然同意。于是“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就在3月28日下午2时在大沪跳舞场举行，筹委会请来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商会主席王晓籁，社会局长潘公展，以及上海滩的大名人杜月笙、虞洽卿、张啸林等人，且邀请他们担任大会赞助人。大会上有很多节目，当向胡蝶颁发“电影皇后”证书时，大会气氛到达高潮。最后由胡蝶演唱《最后一曲》：“亲爱的先生，感谢你殷勤，恕我心不宁，神不静。这是我最后一声，你对着这绿酒红灯，也想到东北的冤鬼悲鸣？……”听着无不为之动容。这首歌是安娥女士特为此次大会创作的，以后由百代公司邀请胡蝶灌成唱片，在民间广泛传唱。筹委会当众宣布把所有的门票、舞票收入和临时捐款所得，全部捐助抗日机构。
小故事：
1．在这次选举活动的前后，中国还曾举行过多次类似的选举，如1926年由新世界游乐场发起的“电影女明星选举”、1929年由联华编译广告社发起的“职业电影明星选举”、1933年由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发起的“力士香皂奖电影明星竞选”等，但他们最后产生的影响都没有超过《明星日报》举办的这次。